儒道日記 (41) 找回人際互動的本質

　　上一篇文章提到儒道對社會的貢獻是教人凡事依良心而行，這比較偏向從自我修養來說。其實人際關係也是儒道非常重視的課題，這方面的智慧對現代社會也有暮鼓晨鐘的刺激、警惕效果。人際關係用古人的語言來說是「人倫」，如孟子說：「聖人有憂之，使契為司徒，教以人倫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」（《孟子‧滕文公上》）儒家講的人倫不只是自然或偶然形成的父子、君臣、夫婦等人際關係，更要從中探求親、義、別、序、信等人際關係背後的本質意義。儒道兩家皆重視人做為一個「活生生、具體而真實」的生命存在，這樣的生命存在於天地之間是獨一無二的，各有其感情與價值觀，且時時刻刻在流轉、變動不息，故也是不可化約的。

　　與儒道相反，現代社會常將人的價值量化、抽象化、客觀化、工具化，以之作為人際關係的準則。愈量化、抽象化、客觀化、工具化，也就愈遠離生命的真實與人性的本質，愈來愈缺少人情味而使人不像人。如國、高中注重升學考試，卻往往忽略個人的興趣、性向發展及當事人的自主意願，考試的目的是追求成績、名次與升學率，豈不是把孩子當工具，用來滿足父母與老師的虛榮心嗎？大學追逐世界排名也是同樣的道理，以教授和學生為工具，滿足官員的期望。又如出社會後進公司上班，老闆關心的是員工能夠賺進多少錢，卻往往忽略員工的身心健康；員工身心受創或公司的行為損害到社會利益時，不願意承擔起相應的責任。這不也是把員工和民眾當工具，滿足老闆賺錢的欲望嗎？

　　孟子說：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；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」（《孟子‧公孫丑上》）我們之所以會救助孺子，乃是出自內在不容已的不忍人之心，並非將孺子當成沽名釣譽的工具，孟子認為這就是做為一個人最可貴的部分。當然這不是說凡工具化都不好，為了體制運作的需要，把人做某種程度的抽象化、工具化也不可避免。但我們要明白：人首先是做為目的而存在，人的存在本身就有價值，每個生命都是貴重的，值得我們尊重、肯定、了解、欣賞，做為「工具人」則是次要的，才不會在有意無意間傷害人的感情，破壞良善的價值。不忍人之心便是「仁」的開端，前文提到的父子有親、君臣有義、夫婦有別、長幼有序、朋友有信，便是「仁」面對不同對象或情境而有的分化，樣貌雖多本質則一。

　　儒道兩家皆重視人做為一個「活生生、具體而真實」的生命存在，但兩家的用心又有不同。道家是第一步，在人遇到挫折、煩惱或軟弱時，跳脫既定的思維框架，以一種超然的心境觀照人事物。如老子說：「致虛極，守靜篤；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復。」（《道德經‧第十六章》）或莊子說：「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。」（《莊子‧應帝王》）如此就可以照見人事物的真相，撫平人心中的創傷。儒家是第二步，在身心恢復健康後，更進一步去立人、達人，主動、積極、無私地關懷、了解別人，如樊遲問仁，子曰：「愛人。」問知。子曰：「知人。」（《論語‧顏淵》）如果人人都相親相愛，在感情、人際關係上有豐碩的收穫，如孟子說的君子三樂（父母兄弟健在、俯仰無愧、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），一定可以過著充實、快樂、滿足的生活。

儒道日記 (40) 儒道對社會的貢獻

　　週五在中央大學有課，上完課後，便前往「宋明清儒學研討會」的會場，聆聽論文發表，獲益良多。會議結束後又和幾位老師一起喝咖啡，談天說地。老師們討論到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，但因為我資質駑鈍，一時之間想不出好的答案，故先將問題記下，回家再慢慢思考。這問題便是：儒道的學問對於現代社會究竟可以有怎樣的貢獻或用處？

　　依照牟宗三先生的說法，儒、道、佛三家皆是「生命的學問」，佛教由印度傳入，發源於中華文明的只有儒道兩家。「生命的學問」重點在於身心修養：一方面不斷使自己的內心純淨化，精神向上提升，最終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；另一方面又能夠與別人有恰當而和諧的關係。這也是一切宗教共同追求的目標，但儒道兩家與佛教、基督教等又有差異：其他宗教通常有教團，儒道則無特定的組織。宗教通常涉及神秘或超自然現象，儒道則以修養的理論與工夫為主，雖不能說完全沒有，但神秘的色彩已盡量減少。

　　超凡入聖對一般人來說可能太遙遠，不妨以經典來說明修養的目的，孔子說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」（《論語‧學而》）孟子亦云：「可欲之謂善。有諸己之謂信。充實之謂美。」（《孟子‧盡心下》）「學」不是把古書背熟參加考試，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實踐（習），以驗證甚至修正古書所說。「善」也不是服從權威或教條，而是通過良心認可（可欲）的才是善，自己確實做到（有諸己）才是信。良心時時刻刻對我們下命令，凡事依良心的命令而行，自然會有充實感、悅樂感，體會到人活著的意義與價值。我認為這比賺了多少錢、爬上多高的位子要來得重要多了。當然這不是說成功者一定不充實、悅樂，他們如果能夠修德，一樣值得我們尊敬。但名利與充實、悅樂之間並無必然的關係，即使有了名利，內心也不見得安寧：一來人的欲望無窮，有了就想要更多，難免勾心鬥角、患得患失。二來人生無常，雖然一時擁有財富、名聲乃至其他外在條件，難保哪天不會失去。三來就算風平浪靜，生活陷入固定的模式，也會漸漸覺得空虛、苦悶、不滿足。就此而論，儒道對現代社會有很大的貢獻與用處，消極來說可讓人放下對名利的盲目執著，積極來說可以讓人了解什麼才是人生當中真正值得追求的，過著心安理得的生活。

　　儒道的貢獻或用處如上所述，但要讓社會大眾了解、接受這一點，卻非常困難。首先講儒道的人自己要有很高的修養，由自身散發出生命的感染力，不需要說太多道理，就能讓對方感動，願意向你學習。如孔子「溫良恭儉讓」的風範，令各國國君主動求教。（《論語‧學而》）或孟子說的：「君子所性，仁義禮智根於心。其生色也，睟然見於面、盎於背。施於四體，四體不言而喻。」（《孟子‧盡心上》）坦白說這一點我還做不到。又雙方就算有機會深入溝通，如果對方心中求名利的欲望太過強烈，或只知表面的感官享受（如吃喝玩樂），恐怕也聽不進這些道理。對此我也莫可奈何，只能盡自己一分力量，問心無愧即可，「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」（《論語‧學而》）吧！

儒道日記 (39) 本末貫通，情理兼備

　　子曰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也。不知禮，無以立也。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」（《論語‧堯曰》）這一章是《論語》全書的最後一章，也可以說是總結。再過幾天就是我的生日，以我現在的年齡階段（三十至四十歲）來說，「成家」與「立業」應是社會期盼我完成的人生課題，而這兩大目標都與「命」有關。「命」有兩重含意，第一重是「命限」義，指那些靠個人力量無法扭轉、改變的事，對此我們只能接納、包容。第二重是「命令」義，雖然有些事改變不了或無法馬上改變，但我們可以選擇以正確的態度與行動去回應它。

　　要回應「成家」與「立業」這兩大課題，我認為應該先建立起思想架構，這架構可用八個字概括「本末貫通，情理兼備」。命令屬於「本」或價值理想的層次，命限屬於「末」或現實功利的層次。要繞過價值理想、直接談現實功利是行不通的，因為有本才有末，就算一時之間有利，如果沒有價值理想支持，即使是好事也會慢慢變質。但反過來說，有本而無末，空談理想而不去實踐，不解決實踐過程中遇到的問題，也是沒有意義的。應該以本為優先，由本貫通到末，本的部分發自良心，可自我挺立；末的部分要靠外在條件配合，做多少算多少而不必強求。

　　以成家來說，現實上固然是為了傳宗接代，但這屬於生物、血緣層次，只停留在這層次就沒有意思，宜上溯本源，家人之間以真誠、無私的態度相待，建立以愛為基礎的人際關係。這屬於「情理兼備」的感性面，或如孔子說「不知言，無以知人」，「知」除了將心比心、相互了解之外，還有參與之意。通過知言來知人，人際關係就在於從語言文字的溝通交流，進而參與到彼此的生命當中，達成相親相愛、和諧為一體的境界。應該從建立真誠、合宜的人際關係出發，有沒有成家的結果，則委諸天命、順其自然。

　　以立業來說，現實上固然是為了賺錢謀生，但這屬於物質、經濟層次，只停留在這層次就沒有意思，宜上溯本源，了解教學、研究的目的，都是為了將理想實現在人世間。這和成家同樣是愛人的一種方式，只是家人之間有機會做生命感情的直接交流，對社會大眾則必須用道理來教人，設下路標，指引實踐的方向，提供後人參考，而有某種程度的客觀化。這屬於「情理兼備」的理性面，或如孔子說「不知禮，無以立」，不說立業而說「立於禮」，便是因為禮的每一步都蘊含道德價值，也是間接促成人與人之間的相親相愛，不只是為了混口飯吃或滿足體制要求而已。「禮」除了講道理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則，一方面時常反省自己的言行舉止是否合理，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，由身教及於言教。另一方面關心甚至積極參與社會的體制運作，以更合乎天理人情的新禮或新制度，取代僵化、封閉、過時的舊禮或舊制度。生命的價值在於散發光輝與熱力，個人的貧富、貴賤、禍福則委諸天命、順其自然，不是最重要的。

《孟子》心得 (02) 梁惠王下篇

《孟子》心得 (02) 梁惠王下篇

作者：劉毅鳴

孟子2.1莊暴見孟子曰：「暴見於王，王語暴以好樂，暴未有以對也。曰『好樂』，何如？」孟子曰：「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國其庶幾乎！」他日，見於王曰：「王嘗語莊子以好樂，有諸？」王變乎色，曰：「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，直好世俗之樂耳。」曰：「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其庶幾乎！今之樂，由古之樂也。」曰：「可得聞與？」曰：「獨樂樂，與人樂樂，孰樂？」曰：「不若與人。」曰：「與少樂樂，與眾樂樂，孰樂？」曰：「不若與眾。」「臣請為王言樂：今王鼓樂於此，百姓聞王鐘鼓之聲、管籥之音，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『吾王之好鼓樂，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？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！』今王田獵於此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，見羽旄之美，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『吾王之好田獵，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？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！』此無他，不與民同樂也。今王鼓樂於此，百姓聞王鐘鼓之聲、管籥之音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『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！何以能鼓樂也？』今王田獵於此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，見羽旄之美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『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！何以能田獵也？』此無他，與民同樂也。今王與百姓同樂，則王矣。」

心得2.1本章討論音樂，也可以引申為從事各種休閒活動。孔子說：「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（《論語‧八佾》）儒家認為音樂的意義、價值不只在於音樂本身，更重要的是藉音樂來表現、傳達仁心，仁心可理解成人我和諧為一體的感受，所以說「樂主和」、「成於樂」，欣賞音樂不僅可以怡情養性，還可以和其他人在情感上有所連結，彼此打成一片而和樂融融。從「實現人我感通」的目標來說，各種音樂並無絕對的高低，愈能促成人我相愛、和睦相處的便是好音樂，反之則為壞音樂。

莊暴是齊國大臣，在與齊宣王見面時，齊王對莊暴說自己很喜歡聽音樂。從一般人的角度來看，或許會勸齊王不要沈迷於聲色犬馬等感官享受，以免耽誤正事。但一來齊王高高在上、大權在握，未必聽得進莊暴的勸諫，即使聽進了也不一定能馬上改變。二來古代聖王也有豐盛的禮樂文明，音樂不是不好，只是要看人心如何善用。莊暴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，只好向孟子請教。孟子的巧妙之處，便是不直接防堵、壓抑齊王對音樂的熱情，而是反向思考，認為齊王這項愛好有助於齊國的治理，將熱情導向正途。但莊暴對這道理還不是很了解，孟子便親自出馬。

孟子拜訪齊王，齊王一聽孟子提起此事，以為孟子又要開始對他說教，連忙說：「我喜歡的是世俗之樂、靡靡之音，那些優美、高尚的古典音樂、先王之樂，我實在是欣賞不了啊！」孟子說：「您喜歡哪一種音樂都很好，各種音樂是完全沒差別的。」原因如前所述，音樂是呈現仁心的管道或工具，無本質上的好壞。齊王對孟子的想法很好奇，孟子便進一步問：「您喜歡一個人欣賞音樂，還是和別人在一起？和少數人在一起，還是很多人在一起？」齊王說：「當然是喜歡有人陪伴、大家一起同樂了！」可見齊王已有朦朧的仁心，知道真正的快樂不在音樂本身，而在人我的和諧感通，只是還沒有充分自覺、不夠清楚罷了。

孟子於是設計一個比喻，讓齊王彷彿身歷其境，方能喚醒他的道德意識：「雖然音樂和車馬都一樣華美，但如果百姓生活困苦、家破人亡，每天愁眉苦臉地在您背後竊竊私語，咒罵您沒良心，您會感受到真正的快樂嗎？相反地，如果百姓都安居樂業，衷心支持您、為您的健康感到高興，大家一起同樂，豈不是人世間最美好的事，比前一種狀況要快樂得多嗎？」王者的責任便是愛民、保民、安民，只有盡到自己的責任，才能享受真正的快樂。如范仲淹說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」辛苦努力後所獲得的果實，才會加倍甜美。舉例來說，現在資訊發達，家長和老師常擔憂孩子沈迷於上網、遊戲等休閒娛樂而耽誤課業。但從孟子的想法來看，不宜一味禁止孩子接觸，而是要讓孩子了解「學生的本分是唸書，唸完書再玩樂，才會心安理得。」如此不就能兼顧德與福、義與利了嗎？

與民同樂是仁，克盡責任是義。齊王或孩子為了更真實、更廣大的快樂，一定會全力以赴，完成該做的事，可見孟子善於引導。但本章有個問題，就是音樂是否果真沒有高低、好壞之分？孔子說：「樂則韶舞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」（《論語‧衛靈公》）孔子認為應恢復舜的音樂（韶舞），禁止鄭國的靡靡之音。可見孔子認為舜的音樂較高雅，孟子的說法豈不是與孔子有衝突？故只能說本章是孟子用來引導齊王的權變之法，音樂雖無絕對的好壞，本質上要看人心如何善用，但也不能過度偏向唯心論，認為音樂毫無高低之分。古代的音樂蘊含中正和平、大公無私的精神氣象，如果齊王能接受孟子的勸告，努力追求「與民同樂」的理想，精神上與先王相契合，一定也能慢慢聽懂古典音樂所要表達的，提升自己的欣賞品味而不再抱怨了！

孟子2.2齊宣王問曰：「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有諸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於傳有之。」曰：「若是其大乎？」曰：「民猶以為小也。」曰：「寡人之囿，方四十里，民猶以為大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芻蕘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與民同之；民以為小，不亦宜乎？臣始至於境，問國之大禁，然後敢入。臣聞郊關之內，有囿方四十里，殺其麋鹿者，如殺人之罪；則是方四十里，為阱於國中。民以為大，不亦宜乎？」

心得2.2園囿是王室的花園和獵場。齊宣王似乎搞錯了重點，只看量化數據如園囿大小，卻忽略了不同的園囿有本質上、意義上的差異。或許齊王有私心，希望保有自己的園囿，但又要回應人民的質疑，所以拿周文王當擋箭牌，認為文王的園囿佔地方圓七十里，自己的園囿只有四十里，相較之下並不算大。孟子則指出兩者的性質不同，文王的園囿屬於公共財，雖然名義上屬於王室，但任何人都可以進入，採集木柴、草料等物資，或獵捕小動物做為食物。園囿是為了供應百姓生活所需，王室只是代為管理，禁止過度開發，以便永續利用而已。這是造福百姓之舉，百姓當然希望園囿愈大愈好。齊王的園囿屬於私人財產，訂定嚴厲的法令禁止人民進入，殺一頭鹿就觸犯死罪。這是將人的價值等同於動物，冒犯了人性的尊嚴，是極不人道的。且文王的國土在岐山之下，地廣人稀，園囿廣大也不至於干擾農業生產。齊國地狹人稠，園囿導致土地不能耕作，人民也容易誤闖而犯法。這就像在國內設置了陷阱來害人，百姓當然希望園囿愈小愈好。文王設置園囿是為公，齊王是為私，兩人的出發點判若雲泥、不可混淆；面對百姓的批評聲浪，齊王也就沒什麼好抱怨、疑惑或不滿了！

孟子2.3齊宣王問曰：「交鄰國有道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有。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，是故湯事葛，文王事昆夷。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，故大王事獯鬻，句踐事吳。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樂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其國。詩云：『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。』」王曰：「大哉言矣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」對曰：「王請無好小勇。夫撫劍疾視曰：『彼惡敢當我哉！』此匹夫之勇，敵一人者也。王請大之。詩云：『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遏徂莒，以篤周祜，以對于天下。』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書曰：『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惟曰：其助上帝，寵之。四方有罪無罪，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』一人衡行於天下，武王恥之，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」

心得2.3戰國時代諸侯相爭，憑藉的不外乎權謀與武力。齊宣王受此風氣影響，表面上雖然是請教國與國交往之道，但真正的想法可能是希望孟子教他幾招，讓他能夠征服各國、稱霸天下，如合縱連橫等。孟子的回答卻完全不從統治技術、策略運用的角度著眼，而是回歸道德；道德也非外在的教條，而是人性的真實。國家的大小決定國力的強弱，但大小強弱只是中性的事實，如何以正確的態度來活用自身的條件才是重點。孟子提出「仁」與「智」兩大原則，並舉了一些史實為例。就強者或大國來說，由於資源充足，重點應放在積極、主動地關懷、援助其他國家，展現仁慈寬厚的風範，才能贏取小國支持，無論國家大小，皆能和樂融融地相處。君主以實現天理為樂，才能安定天下。至於弱者或小國，雖然欠缺雄厚的條件，難免要受制於大國，如台灣之於中國、美國、日本；但只要有審時處勢、臨機應變的智慧，懂得敬畏天理，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因應，仍然可以遊走在夾縫之間，保持國家的尊嚴與獨立自主。反過來說，如果大國成天想著算計、吞併小國，小國為了愛面子或求生存，時常衝撞或屈從大國，天下就無法安寧。有理才能行遍天下。

齊王聽了孟子的解說非常讚嘆，但長久累積的思想與行為習慣很難改變，這習慣就是渴求「贏」的快感，且認為一定要透過打倒別人的方式才能達成，故說「寡人好勇」。孟子並未否定齊王之勇，因為勇氣和大小強弱一樣是中性的，無絕對的好壞，須靠人善加引導。所以孟子將「勇」分成兩種：一是血氣之勇，只知道爭強好勝、逞兇鬥狠，順從情緒、欲望而行動，這是低層次的勇。一是義理之勇，這是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勇，他們不會輕易被激怒，因一時衝動而發起戰爭；即使發起戰爭，也不是為了追求光榮感、勝利感。一定是有違背良心、不合道義的事發生，令他們感到羞愧不安，如密人侵略別國、紂王暴虐獨裁，為了告慰民心、承擔起上天賦予的責任，才會使用武力，其目的在除暴安良，讓百姓安居樂業，這是高層次的勇。如果有周文王、周武王的仁心與智慧，一定會獲得人民的衷心擁護，天下又哪裡敢不服從呢？由此可見，一味講求權謀與武力是沒用的，回歸心性、道義等基本面，才是真正的勝利。

孟子2.4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。王曰：「賢者亦有此樂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有。人不得，則非其上矣。不得而非其上者，非也；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，亦非也。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；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：『吾欲觀於轉附、朝儛，遵海而南，放於琅邪；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？』晏子對曰：『善哉問也！天子適諸侯曰巡狩；巡狩者，巡所守也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；述職者，述所職也。無非事者。春省耕而補不足，秋省歛而助不給。夏諺曰：「吾王不遊，吾何以休？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？一遊一豫，為諸侯度。」今也不然。師行而糧食，飢者弗食，勞者弗息；睊睊胥讒，民乃作慝。方命虐民，飲食若流；流連荒亡，為諸侯憂。從流下而忘反，謂之流；從流上而忘反，謂之連；從獸無厭，謂之荒；樂酒無厭，謂之亡。先王無流連之樂、荒亡之行，惟君所行也。』景公說，大戒於國，出舍於郊。於是始興發，補不足。召太師，曰：『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。』蓋徵招、角招是也。其詩曰：『畜君何尤！』畜君者，好君也。」

心得2.4本章的主題可說是一種工作倫理。雪宮是齊宣王的離宮，齊宣王對賢君似乎有所誤解，認為賢君生活嚴肅，一定是每天忙於工作，毫無休閒娛樂或物質享受，故請教孟子：賢君是否也懂得享受出門遊玩、到別墅度假的樂趣呢？孟子一方面知道這是誤解，另一方面也知道這誤解之所以產生，是因為當時大多數人認為「國君出遊」是一件勞民傷財的事，齊宣王似乎也覺得此舉不妥，所以才有此問。孟子的回答則是從人性普遍常道著眼，休閒是人的天性，每個人總有需要放鬆的時候，國君也不例外，百姓的批評不完全正確。錯誤不在玩樂本身，唯一的錯誤只是順序顛倒。應先盡到身為國君的責任，照顧好百姓的生活，玩樂才有意義。如范仲淹的名句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」國君應以天下蒼生為念，讓人民吃飽穿暖，足以奉養父母、撫育兒女；人民自然會感受到國君的關懷，上下齊心協力將國家治理好，君民便可同樂。反之，若國君自私自利，只考慮個人生活的舒適、安逸，卻對人民的痛苦漠不關心、麻木不仁，人民自然會嫉妒、怨恨、毀謗國君。王道的關鍵就在於有沒有一顆為天下人著想的心。

孟子又舉齊景公與晏子的一段問答為例，景公也提出和齊宣王類似的問題：如何像古代聖王一樣既能四處遊歷，又不受指責？晏子回答：先王的遊歷不純粹是吃喝玩樂，而有「巡狩」與「述職」兩義。「巡狩」是天子巡視諸侯所守的土地，天子親自監督，才能得知各地人民的實際生活狀況，不致跟社會脫節。「述職」是諸侯陳述自己掌管的事務，如同工作報告。兩者都是為了幫助人民，春天補助耕作用具，秋天減免歉收者的租稅，待正事完成後，天子再與臣民同樂，自然會受到歡迎。現在的領導者則不然，遊歷純粹是為了個人享受，講究排場豪華，卻以政府稅金支應，不僅加重人民的負擔，各地官員也增加了額外的工作量，自然會因為擾民而引起反感。且如果出遊純粹是為了吃喝玩樂，只有消費而無建樹，就容易流於過度，不懂得適可而止。如「流連荒亡」，出遊時無論是順流而下、逆流而上或飲酒打獵，皆是無窮無盡。沈溺玩樂、逃避現實的後果就是滅亡。但也不是說休閒娛樂毫無價值，而是要先問自己：該做的事完成了嗎？玩樂時更要提醒自己不可放縱，居安思危才不會樂極生悲。齊景公聽了很高興，便按照晏子的建議去做，並請樂師作君臣和樂的歌曲。歌詞中有一句：「阻止國君的私欲，有什麼罪過？」阻止國君是為了愛護國君啊！

本章重點為「先憂後樂」，工作與休閒應該平衡，以「適可而止」為原則。孟子的建議雖然是針對政治領袖而發，但我想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很好的指引。

孟子2.5齊宣王問曰：「人皆謂我毀明堂。毀諸？已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，則勿毀之矣。」王曰：「王政可得聞與？」對曰：「昔者文王之治岐也，耕者九一，仕者世祿，關市譏而不征，澤梁無禁，罪人不孥。老而無妻曰鰥，老而無夫曰寡，老而無子曰獨，幼而無父曰孤──此四者，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；文王發政施仁，必先斯四者。詩云：『哿矣富人，哀此煢獨。』」王曰：「善哉言乎！」曰：「王如善之，則何為不行？」王曰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貨。」對曰：「昔者公劉好貨。詩云：『乃積乃倉，乃裹餱糧，于橐于囊，思戢用光。弓矢斯張，干戈戚揚，爰方啟行。』故居者有積倉，行者有裹糧也；然後可以爰方啟行。王如好貨，與百姓同之，於王何有？」王曰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」對曰：「昔者大王好色，愛厥妃。詩云：『古公亶父，來朝走馬；率西水滸，至於岐下；爰及姜女，聿來胥宇。』當是時也，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。王如好色，與百姓同之，於王何有？」

心得2.5本章重點為「理欲合一」，或如南宋儒者胡宏（五峰先生）所說：「天理人欲，同行異情。」孟子對食色等欲望的態度，既不是一味壓抑，也不是放縱，而是疏導欲望，讓它對人生、社會有正面的貢獻。欲望是中性的，同樣是欲望，合乎天理則得其正，違逆天理則敗德亡身，故問題不在欲望本身，而在欲望是否合理。合理的欲望不僅不必消滅，甚至是值得鼓勵的。

齊王就「是否拆除明堂」一事請教孟子。明堂是天子之堂，天子巡狩時用來朝會諸侯的殿堂。孟子認為明堂不僅不必拆除，還應該體察王者在此推行政令的用心所在。以周文王為例，其所作所為都是本於愛民之心，不為自己著想，故對各行各業之人都有所照顧，如耕者（農民）、仕者（知識份子）、關市（商人）、澤梁（漁民）等，讓人民維持基本生計。甚至對罪人（罪犯）也寬大處置，罪不及妻兒。文王又特別注意關懷弱勢，對於因家庭破碎而流離失所的人，必定列為優先援助的對象。凡此都是文王仁心的流露，周朝之所以得民心乃至統一天下，便是由文王奠定基礎。

齊王聽了孟子的建議非常感動，但孟子勸他實行仁政時，齊王卻又退縮了。齊王認為自己的物質欲望太強烈，無論是與別國競爭，還是追求吃喝玩樂等享受，都需要大量金錢。孟子並沒有直接否定齊王的欲望，而是請齊王換個角度思考，從更寬廣的觀點來看。孟子舉公劉為例，王者肩負著照顧全國人民的重任，如果人民都生活富裕，政府自然有充足的稅收，如《論語‧顏淵》說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」又何必擔心稅收不足以供應王室所需呢？齊王又坦承自己有貪戀女色的毛病，恐怕會因為沈湎於溫柔鄉而耽誤政事。孟子的回答也類似，舉古公亶父為例，認為好色並不是錯誤，但在好色時也要想到：天下有許多曠男怨女還找不到合適的配偶，故應該營造一個良善的環境，讓人民在其中能夠安居樂業、相親相愛，人人皆能享受家庭之樂。

由上述討論可知，孟子不主張禁欲，他反對的是「只想到自己」的私欲，並不是反對欲望本身。君子與小人同樣有好貨、好色等欲望，只是君子在欲望之上，還有能明辨是非的道德良知，能夠對欲望做合理的調節，以維持人我的和諧。小人則不免過度膨脹自己的欲望而傷害別人。且無論是物質（貨）或身體（色），對道德實踐來說都是必要的，雖然物質或身體要靠精神或心靈來指引方向，但精神或心靈也要靠物質或身體為憑藉才能落實。一味壓抑欲望的後果，不是引發反彈而放縱得更厲害，就是如同槁木死灰、消極厭世，皆無法解決問題。孟子的學問雖然以天理良知為本，但也是順應人情的。

孟子2.6孟子謂齊宣王曰：「王之臣，有託其妻子於其友，而之楚遊者；比其反也，則凍餒其妻子，則如之何？」王曰：「棄之。」曰：「士師不能治士，則如之何？」王曰：「已之。」曰：「四境之內不治，則如之何？」王顧左右而言他。

心得2.6孔子說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（《論語‧顏淵》）孔子主張名實相副，有君父之名，就應該盡力做好君父分內之事，完成君父應盡的責任；臣子亦然。因為有君父之名，就有隨君父之名而來的種種職權和福利，若只享權利、不盡義務，就傷害了人與人之間互相信賴、平等對待的道理，久之必受唾棄。如齊宣王就是如此，孟子便設計了兩個情境來點醒他：一是有人因為要遠行，故和朋友約好，請朋友照顧自己的妻兒。等他遊歷歸來，卻發現妻兒挨餓受凍，齊王說：這樣的朋友不交也罷！原因何在？因為雖有朋友之名，卻欠缺朋友之間講求誠信、患難與共的實質內涵。二是法官（士師）放任轄下的司法人員（士）貪贓枉法、不加約束，齊王說：這種法官應當罷免！原因何在？便是因為身居高位、坐領高薪，卻對國政毫無貢獻之故。

孟子認為：現在齊王身為一國之君，四境之內的百姓都像前述的遠行者，將身家性命託付給齊王，希望齊王代為妥善照顧。也希望齊王能夠像前述的士師，勇於糾正、罷免無能的官員。齊王如果做不到，便是尸位素餐，辜負了百姓的信任和期待，即使空有國君之名，又有什麼意義？不如下台吧！齊宣王卻假裝聽不懂而岔開話題，不肯誠實面對自己的缺點，並謀求改進之道，這也是他一生終究庸庸碌碌、無力扭轉局勢的原因。

孟子2.7孟子見齊宣王，曰：「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，有世臣之謂也。王無親臣矣；昔者所進，今日不知其亡也。」王曰：「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？」曰：「國君進賢，如不得已，將使卑踰尊，疏踰戚，可不慎與？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；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聽；國人皆曰不可，然後察之；見不可焉，然後去之。左右皆曰可殺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可殺，勿聽；國人皆曰可殺，然後察之；見可殺焉，然後殺之。故曰：國人殺之也。如此，然後可以為民父母。」

心得2.7戰國時代游士之風盛行，為了在戰爭中獲勝，各國君主無不盡力爭取人才，不問其出身背景。讀書人也利用這機會，學習兵法、謀略、口才等學問，以求獲得重用，形成「布衣卿相」的局面。這些游士或所謂「縱橫家」的出發點是私利，他們為了一己的榮華富貴，遊走在各國之間，不斷向諸侯推銷各種計策，甚至煽動戰爭也在所不惜。如當時人說的：「一怒而諸侯懼，安居而天下熄。」（《孟子‧滕文公下》）但游士卻毫無國家觀念，一旦計策失敗，他們只會逃亡到其他國家，繼續販賣謀略，完全不必為說過的話負責。孟子對這種風氣很不滿，曾說：「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。」（《孟子‧滕文公下》）本章即是孟子對齊宣王提出的建言。

孟子說：所謂歷史悠久、根基穩固的國家，不是因為有高大的樹木，而是因為有世代居住於此地的重臣。現在齊王您不僅沒有重臣，連一個親近的臣子也沒有。昨天還在朝廷上夸夸而談、受到重用的游士，今天就跑光了！可見齊王被動聽的言辭迷惑，太輕易相信游士，因而產生「劣幣逐良幣」的排擠效應，讓真正效忠齊王的大臣心寒。殊不知游士只是隨口說說，如果其他國家給予更優厚的待遇，他們便會頭也不回地離開。齊王也發現這個問題，覺得自己識人的眼光有問題，故請教孟子如何辨別人才的好壞。畢竟讀書人也不是全部都不好，有些人確實是真心懷抱理想，希望將才學貢獻給社會。

孟子認為提拔這些外來的讀書人要非常慎重，因為依照制度，只有王室的親屬或對國家有功之人，才有資格居高位。這不僅是因為他們久居此地，對祖國有深厚的感情；還因為他們有實際的業績，能取得人民的信任，而非紙上談兵。由於這些讀書人沒有實際表現，重用他們等於違反制度，除非此人對國家興亡有關鍵性的影響，不得已才破格提拔，不然國君不應該這麼做。

孟子在此又提出鑑別人才的標準。國君左右的近臣或朝中大夫都說「新人賢能，老臣不可用」，國君也不能輕易相信。因為近臣或大夫立場未必公正客觀，甚至有可能結黨營私，為了奪權而刻意培養、引薦新人，排擠、打擊老臣。故在提拔人才時應該訪求民情、尊重民意，才有公正客觀的標準，也才能取得人民認同。甚至連民意也不可盡信，因為有些人特立獨行，未必有人氣、受百姓歡迎，但卻很有辦事能力，所以國君還是要親自考察。處死大臣更應該極為慎重，因為人死不能復生，若殺錯人便是自毀長城，導致親痛仇快。孟子並未反對死刑，但死刑要在萬不得已的狀況才執行，可見儒家對待政治、法律的態度是很寬厚的。國君以寬厚慎重的態度珍惜、愛護人才，才能夠團結、凝聚民心，使國家根基穩固而長治久安。

孟子2.8齊宣王問曰：「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有諸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於傳有之。」曰：「臣弒其君，可乎？」曰：「賊仁者，謂之賊；賊義者，謂之殘。殘賊之人，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弒君也。」

心得2.8本章表現儒家以道德為本的政治觀，而非支持威權專制。齊宣王一方面從既得利益者的立場出發，認為臣下應該服從君主；另一方面也對儒家的政治觀產生疑惑，認為儒家既然主張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」，做臣子的應該嚴守本分才是，為何對以下犯上的商湯、周武王卻又大加讚揚，流傳後世？其中有無矛盾之處？故向孟子請教。

孟子的回答則不從政治秩序、權力關係著眼，認為所謂的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」並不是盲目服從教條，死守既定的禮法，而要進一步問「君之所以為君」的本質意義為何？君主一職的設立，乃是為了愛護、關懷百姓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，亦即「仁義」等道德價值。人人在道德教化下，不僅能夠各遂其生，且成長為人格獨立的君子，才是儒家的終極理想。非為了滿足君主個人的欲望，或僅追求富國強兵等功利目標而已。

如果擔任君主一職的人，偏離了儒家的道德理想，儒者就應該採取各種手段糾正君主，如勸諫、辭職抗議等，必要時甚至可以動用武力。如果身為君主，卻嚴重違反、傷害人心、人性普遍肯定的道德價值，即使名義上為君，也已不具備擔任君主的資格，只能說是眾叛親離的「獨夫」罷了。桀、紂便是如此，故湯、武以武力推翻他們乃是合理、正當的。當然這只是不得已的非常狀況，大多數狀況下人民還是要守法，不能以革命為藉口來奪取權力。但從本章也可看出，儒家看待政治是從道德出發，秉持大公無私的態度，而不是盲目效忠、服從一家、一姓、一黨或一人。

孟子2.9孟子見齊宣王，曰：「為巨室，則必使工師求大木。工師得大木，則王喜，以為能勝其任也。匠人斲而小之，則王怒，以為不勝其任矣。夫人幼而學之，壯而欲行之；王曰：『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。』則何如？今有璞玉於此，雖萬鎰，必使玉人彫琢之。至於治國家，則曰：『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。』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？」

心得2.9本章的宗旨是勸告君主勿大材小用。孟子提倡王道，齊宣王嚮往霸道。王道是「喻於義」，為天下百姓著想，追求長治久安；霸道則是「喻於利」，不免有私心欲望，君主為了建立個人的功業，將百姓當工具，追求富國強兵。

孟子與齊王的志向不同，形成角力拉扯。孟子便設計兩個比喻，用來勸導齊王。第一個比喻是建造宮殿，齊王一定要請工程師找來巨木，才足以做為棟梁，撐起整座宮殿。如果有工匠將巨木削成短木，一定會激怒齊王。巨木比喻王道，短木比喻霸道，儒者所學、所行無非是安邦定國的大道，現在齊王要儒者拋棄大道、改行小道，就像要工匠用短木做棟梁，是不合理的，儒者怎能昧著良心接受？

第二個比喻是彫琢璞玉，玉的價值雖然貴重（萬鎰是二十萬兩黃金），但齊王也不可能親自操刀，還是要委託彫玉師傅處理，以免彫琢不成，反而把璞玉毀了。玉比喻國家，國家雖然貴重，但要治理得好，還是要請學有專精的儒者協助，非靠齊王個人。且齊王既然是虛心求教，就應該充分信任並授權給儒者，不要從旁掣肘，以免形成多頭馬車，治國不成徒增混亂。就像彫玉時齊王也不會干涉師傅的做法一樣。

孟子所說雖然明白，仍未能使齊王領悟。孟子見道不行，不久後也離開了齊國。這裡要補充說明的是政治與建築、雕刻的差異，建築、雕刻是一技之長，但政治卻不只是技術，政治涉及到社會上不同職業的人（如士農工商）該如何放在適當的位置上，彼此協調合作，故其層次較各行各業更高。且政治也非儒者的專利，孟子說：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。」（《孟子‧告子下》）這不是說人人都可以當總統，而是說每個人都可以透過學習來啟發良心，對政治的基本原理、運作架構，乃至政治背後的道德理想（如喻於義或喻於利）有所了解肯定。雖然未必像政治領袖或儒者那麼專精，但精神是相通的。天下事本來就要由天下人共同完成。

孟子2.10齊人伐燕，勝之。宣王問曰：「或謂寡人勿取，或謂寡人取之。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，五旬而舉之，人力不至於此。不取，必有天殃。取之何如？」孟子對曰：「取之而燕民悅，則取之；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。取之而燕民不悅，則勿取；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，豈有他哉？避水火也。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熱，亦運而已矣。」

心得2.10燕王噲將王位讓給宰相子之，導致國政大亂。齊國趁機派兵攻打燕國，勢如破竹，五十天內就占領燕國全境。此時齊國大臣分成兩派，一派恪守傳統，認為不應該侵佔別國領土。一派認為機不可失，主張採取大膽的行動，儘速併吞燕國。齊宣王雖然比較贊成後者，且假借天意幫自己背書，但還是想先聽孟子的建議。

孟子的回答不從「取不取」的具體選擇著眼，而是回歸政治的根本原理。以古代的賢君周文王與周武王為例，雖然兩人在「取不取」的選擇上有差異，但都遵守「得民心」的原則。《尚書‧泰誓》說：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」天意不能任意解釋，必須從民意看出。燕國人民以簞盛食、以壺盛漿前來歡迎齊軍，是因為他們相信齊王能夠拯救他們脫離水深火熱的暴政。如果齊王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，任意燒殺擄掠，對待人民比燕國貴族更殘酷。燕人很快就會改變心意，群起反抗齊國，齊國也就無法保有燕地了。

戰國時代周室衰微，周朝的體制已經無法恢復，需要有新王朝起來統一中國，但統一不能靠武力、霸權或君主的私欲，一定要取得百姓的認同和支持，才能奠定可大可久的基業。可見孟子具有高瞻遠矚的眼光。

孟子2.11齊人伐燕，取之。諸侯將謀救燕。宣王曰：「諸侯多謀伐寡人者，何以待之？」孟子對曰：「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，湯是也。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。書曰：『湯一征，自葛始，天下信之。東面而征，西夷怨；南面而征，北狄怨。曰：「奚為後我！」』民望之，若大旱之望雲霓也。歸市者不止，耕者不變。誅其君而弔其民，若時雨降，民大悅。書曰：『徯我后，后來其蘇。』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。若殺其父兄，係累其子弟，毀其宗廟，遷其重器，如之何其可也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動天下之兵也。王速出令，反其旄倪，止其重器；謀於燕眾，置君而後去之；則猶可及止也。」

心得2.11本章承上章而來，齊宣王利令智昏，並未接受孟子的建議，放任軍隊在燕國境內燒殺擄掠，導致燕人叛變。其他國家見齊宣王有意併吞燕國，怕齊國壯大對自己不利，也打算聯合起來攻打齊國。這局勢引發齊王的恐慌，只好再次請教孟子。

孟子的建議可分為上、中、下三策。上策是善用占領燕國的機會，奠定統一中國的基礎。如湯之攻打葛國，雖然同樣是用兵，卻受到各國百姓的歡迎。這是因為湯攻打葛國有正當理由，並非為了滿足個人野心，而是幫無辜的死者復仇（見滕文公下篇）。湯在出兵時對百姓也是秋毫無犯，商人、農人照常工作，僅誅除暴君而已。湯的仁政就像及時雨，讓人民能夠過著幸福的生活。各國人民見到葛國這個實例，都希望湯趕緊來解救他們，連各國君主也無法阻擋，所以湯平定天下易如反掌。可見事在人為，成敗關鍵不在國土大小，而在領導者的心態和做法。

中策是齊王將掠奪來的老幼和寶物還給燕人，在燕國貴族當中立一位賢君，然後撤兵。齊宣王本來有機會像商湯那樣統一中國，可惜他目光如豆，只重視眼前的小利，沒有考慮長遠的後果。各國人民見到燕國這個實例，只會對齊國更反感。齊王干犯眾怒，從力量強弱來說，齊軍也抵擋不住燕人及各國軍隊的圍攻。如今要行仁政也為時已晚，如果齊國主動撤兵，起碼能讓燕人對齊國保有一點好感。

下策是等到各國軍隊抵達燕國才被迫撤兵，不僅齊王顏面無光，其他國家還可能趁機反過來入侵齊國，有百害無一利。由此可知，孟子不僅深謀遠慮，還能因應局勢變化，提出務實可行的策略。

孟子2.12鄒與魯鬨。穆公問曰：「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，而民莫之死也。誅之，則不可勝誅；不誅，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。如之何則可也？」孟子對曰：「凶年饑歲，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幾千人矣；而君之倉廩實、府庫充，有司莫以告，是上慢而殘下也。曾子曰：『戒之戒之！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』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，君無尤焉。君行仁政，斯民親其上、死其長矣。」

心得2.12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時常出現「對方請教低層次的問題，孔孟給予高層次的回答」的狀況，如本章。鄒魯兩國交兵，鄒國死了三十三位官員，人民卻袖手旁觀，無人願意犧牲。如果按照軍法審判，所有人都犯了臨陣脫逃之罪，殺不了這麼多人。如果不按照軍法審判，恐怕同樣的狀況會一再上演。鄒君陷入兩難，只好請教孟子。

孟子不從法律本身來看，而是追問人民之所以見死不救，背後的想法為何？原來這是出於鄒國社會的極度不平等，人民中的老者、弱者死在水溝裡，年輕人為求生存而到處流浪；但統治者卻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，坐擁大批財富。官員也怠惰失職，不積極救助人民。這種「不把人當人看」的心態和做法，當然會導致人民心中對政府累積強烈的怨恨，遇到機會（如戰爭）就爆發出來，尋求報復。所以鄒君不必怪罪人民，須知種下什麼因，結果就會報應到自己身上啊！

解鈴還需繫鈴人，鄒君要解決問題不能靠嚴刑峻法，應該把所有人當人看，把每個人都看成是和自己同樣的人去關懷他、尊重他、幫助他，人人平等、人人與我為一體。鄒君若能愛民如子，營造和諧的政治氣氛，官員體察到您的用心，人民感受到您的善意，自然願意為您效命了。

孟子2.13滕文公問曰：「滕，小國也，閒於齊楚。事齊乎？事楚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是謀非吾所能及也。無已，則有一焉：鑿斯池也，築斯城也，與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，則是可為也。」

心得2.13本章是「請教低層次問題，給予高層次回答」的另一實例。滕國是夾在齊、楚兩大國之間的小國，討好其中一方都會引起另一方不滿，令滕文公非常煩惱，故請教孟子。孟子並不從謀略或功利的角度來回答，因為局勢瞬息萬變，人的智慧難以盡知；且齊、楚兩國都是以他們的國家利益為優先，未必真心對滕國友好，甚至可能有吞併滕國的野心。孟子只勸滕文公：要將滕國的「軟體」和「硬體」準備好。硬體是修築水池、城牆等防禦工事；軟體是在國內施行仁政，上下團結一心，共同守護滕國，就算為此犧牲生命，人民也不會離開。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，國家也是一樣。如果滕國能夠自立自強，表現出守護國土的決心，齊、楚兩國也不敢輕易入侵；如果只想著要依附、討好外國，恐怕會更快滅亡。

孟子2.14滕文公問曰：「齊人將築薛，吾甚恐，如之何則可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昔者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，去之岐山之下居焉。非擇而取之，不得已也。苟為善，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。君子創業垂統，為可繼也；若夫成功，則天也。君如彼何哉？彊為善而已矣。」

心得2.14齊人在靠近滕國的薛地築城，做為攻打滕的據點。滕是小國，論實力完全不是齊國的對手。滕文公面對強敵束手無策，內心萬分擔憂、恐懼，故請求孟子指點。孟子認為無論所處的狀況有多麼惡劣，總有事情可做。雖然因為現實條件的限制，滕國有可能保不住，需效法周朝的始祖公劉（大王），率領人民流浪到別處；但事在人為，只要滕文公能夠得民心、施行仁政，創出一番事業，留下美好的傳統，為後世奠定可大可久的基礎，也就盡了自己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責任。子孫的成功等於自己的成功，因為自己也出了一份力在其中。至於何時會成功，則委諸天命。齊國的行動非滕文公所能控制，能做的只有努力行善罷了。滕文公因為擔心結果而憂懼，但人生的意義、價值本不在結果，而在於過程是否盡心盡力。

孟子2.15滕文公問曰：「滕，小國也；竭力以事大國，則不得免焉。如之何則可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昔者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。事之以皮幣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犬馬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珠玉，不得免焉。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：『狄人之所欲者，吾土地也。吾聞之也：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。二三子何患乎無君？我將去之。』去邠，踰梁山，邑於岐山之下居焉。邠人曰：『仁人也，不可失也。』從之者如歸市。或曰：『世守也，非身之所能為也；效死勿去！』君請擇於斯二者。」

心得2.15滕是小國，周圍的大國都有併吞滕國的野心。滕文公用盡各種方法與大國交涉，仍無法阻止大國的行動。他束手無策、憂心如焚，第三次請教孟子。一般人通常會想到合縱連橫，讓大國之間達成權力平衡，遊走在夾縫中，以維持滕國的生存。但謀略有其限度，如果大國執意出兵，自身沒有充分的實力也難以抵擋，所以謀略是治標不治本。又可能有人建議滕君打不過就直接投降，但這也行不通。投降雖然可以保一己之富貴，卻是賣國的行為，為天下人所不齒，就算能夠苟且偷生，也毫無意義。且投降後自身的命運就被外來勢力掌控，也可能遭到清算而沒有好下場。因此孟子並不給予這些建議。

孟子認為有兩種選擇是合乎道義的：第一種是效法周太王，帶領人民移居到其他地方重新開始。周太王有仁心，不願意為了爭奪土地而殺人；有自信，相信自己到哪裡都可以活下去。人民對太王也充滿信心，願意放棄經營多年的產業，紛紛追隨太王。所謂「時窮而道不窮」是也。第二種是感念祖先的功德，不放棄先人遺留的宗廟社稷，決定死守到底，彰顯道德人格的光輝。所謂「勢屈而義不屈」是也。這兩種選擇都合乎道義，但第一種選擇有個先決條件，就是平時國君要多關懷、照顧百姓，離開時百姓才會追隨；不然國君獨自一走了之，也是不負責任的行為。如果做不到這一點，當以第二種選擇「捨生取義」為正。

孟子2.16魯平公將出，嬖人臧倉者請曰：「他日君出，則必命有司所之；今乘輿已駕矣，有司未知所之，敢請。」公曰：「將見孟子。」曰：「何哉？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，以為賢乎？禮義由賢者出，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，君無見焉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樂正子入見，曰：「君奚為不見孟軻也？」曰：「或告寡人曰：『孟子之後喪踰前喪。』是以不往見也。」曰：「何哉？君所謂踰者。前以士，後以大夫；前以三鼎，而後以五鼎與？」曰：「否，謂棺椁衣衾之美也。」曰：「非所謂踰也，貧富不同也。」樂正子見孟子曰：「克告於君，君為來見也；嬖人有臧倉者沮君，君是以不果來也。」曰：「行，或使之；止，或尼之；行止，非人所能也。吾之不遇魯侯，天也。臧氏之子，焉能使予不遇哉？」

心得2.16孟子的學生樂正子（名克）向魯平公推薦孟子，引起魯平公的興趣，準備親自拜訪孟子。但不知為何，魯平公並沒有向別人透露此事，似乎打算暗中與孟子見面。可能是因為孟子在魯國有不少政敵，魯平公不想引起爭議。殊不知政敵們神通廣大，早已探得風聲，趕緊派平公最寵幸的小臣臧倉前去阻止此事。臧倉在魯平公面前毀謗孟子：主君您要禮賢下士，固然很好，但也要看孟子是否配稱賢者。孟子前喪父，後喪母。孟子給母親辦的喪事，豪華、隆重的程度超過父親，可見孟子對父母有大小眼、分別心，這種人怎能做為魯國人的典範呢？魯平公只好回答：好吧！我不去見孟子了。

樂正子等了老半天，魯平公都沒有行動。樂正子只好再入宮詢問此事，魯平公便將臧倉的話重述一遍。樂正子幫孟子澄清：孟子父親過世時，孟子只是士；母親過世時，孟子已是大夫。依照禮制，士與大夫辦喪事所用的儀式本就不同，孟子也只是守禮而已，怎能怪他呢？魯平公說：我不是說儀式，而是從孟母的棺木、壽衣比父親豪華來看。樂正子說：喪禮最重要的是心意，不在於物質條件。孟子早年家境貧困，喪禮只能簡單；如今有能力了，當然要盡力辦一場隆重的喪禮。規模雖然不同，但懷念父母的心是一樣的。魯平公聽了無言以對，卻也沒有再去拜訪孟子。可見平公之前對孟子的興趣只是「三分鐘熱度」，求賢的決心不夠，遇到一些麻煩事就打了退堂鼓。

樂正子拿魯平公沒辦法，只好回去將事情經過一五一十向孟子報告。失去了讓老師一展長才的機會，樂正子此刻的心情應該是既憤怒（臧倉這小人真是壞透了）又懊悔（沒能早一步防備）吧！孟子雖然是當事人，卻反過來安慰學生：魯侯要不要重用我，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受到旁人的影響，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不是臧倉一個人可以決定的。

孟子看事情的觀點與樂正子不同，由「天」的角度來看，他為什麼這麼說？此處的「天」是什麼意思？依我的看法，社會上本來就有君子與小人。有人懷抱無私的善意，追尋愛人的理想，努力讓社會變得更好；但也有人自私、狡詐、現實、勢利，只顧自己不顧別人。善念、惡念、善行、惡行有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，這種種互動關係的總和便是「天」。如果社會上的「正能量」勝過「負能量」，便是太平盛世；反之則是衰亂之世。

孟子不受重用，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魯侯與臧倉的過失，實則是「時機未到」。亂世支持道德理想的人本就屬於少數，就算孟子一時獲得重用，其政見也未必能順利推行，依舊會被小人攻擊。故只能說是天意，社會還處在負能量慢慢轉化為正能量的過程中。就算孟子有旋轉乾坤的大才，能夠排除小人干擾而貫徹其施政理念，撥亂反正也不只靠孟子一個人，還需要有千萬人共同努力才行。孟子只是影響力較大，但和全體相比，其力量仍是微小的。由「天」的角度來看，個人的榮華富貴完全不足掛齒。小人固然該受責備，但如果能轉換觀點，從長遠的眼光來看，面對社會上一些不公平、不合理的事情也就較能心平氣和，不致引發過度強烈的情緒反應，反而讓自己受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