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10月29日 星期日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35)

  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:「君子不憂不懼。」曰:「不憂不懼,斯謂之君子矣乎?」子曰:「內省不疚,夫何憂何懼?」(《論語‧顏淵》)

  君子與小人的差異,就在於存心的正邪。小人是從競爭、比較的觀點看待事情,認為每個人都是自私的,即使在競爭中輸了,小人只會覺得是自己技不如人,不會過於訝異。一般人認為只有自己是善良的,別人是自私的,自己的一片愛心,換來的可能是別人的排擠、陷害,真是太冤枉、太不公平了,心中難免有擔憂、恐懼。君子是心靈充分自覺,愛人之心本身就有價值,無論自己的善意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,君子都完全接受,不因為理想不能實現而擔憂,也不因為現實上的挫折、打擊而畏懼。

  司馬牛請教孔子何謂君子,孔子回答「不憂不懼」。這可能是因為司馬牛的哥哥桓魋在宋國作亂,司馬牛怕連累到自己,顯露出憂心忡忡的模樣,孔子才特別提醒他這一點。但司馬牛似乎不太明白孔子的意思,認為「不憂不懼」是每天渾渾噩噩、得過且過,才會完全不在意成敗得失。只要內心有一點自覺,希望達成某些目標,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,就不可能完全不在意。小人和一般人其實都有這樣一點自覺,介於充分自覺的君子和完全昏昧無知的禽獸之間。所以孔子又進一步解說:「不憂不懼」不是無知,而是心靈自覺以後的境界,這自覺以「內省不疚」來表示。疚,病也。如果反省自己的起心動念,都是為了實現愛與理想,不帶有自私的成分,也就沒什麼好擔憂、恐懼的。

  這一章談心性修養工夫,最困難的部分在於:「如何從一般人提升到君子的境界?」我們和司馬牛一樣都是一般人,即使肯定自己心存善意,落到現實上仍然會因為得失、利害、禍福、死生而動搖,很難做到「不憂不懼」。借用孟子的說法,「內省不疚」是心志的層次,「不憂不懼」是氣的層次。「內省不疚」,找回放失的良心,是一切工夫的根本;但在找回良心以後,還要「以志帥氣」。一般人是「氣動志」,雖然立志行道,遇到事情卻容易受情緒影響而無法堅持。君子是「志動氣」,以心中的道義來轉化感性、氣質的生命,培養出至大至剛的「浩然之氣」,自然能夠「不動心」而不憂不懼。這當然要通過長久的「集義」工夫,遇到事情隨時提醒自己回歸心中的道義來思考,才能夠不受外界影響,建立真正的自信。

2017年10月22日 星期日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34)

  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子曰:「以吾一日長乎爾,毋吾以也。居則曰:『不吾知也。』如或知爾,則何以哉?」子路率爾而對曰:「千乘之國,攝乎大國之間,加之以師旅,因之以饑饉;由也為之,比及三年,可使有勇,且知方也。」夫子哂之。「求!爾何如?」對曰:「方六七十,如五六十,求也為之,比及三年,可使足民。如其禮樂,以俟君子。」「赤!爾何如?」對曰:「非曰能之,願學焉。宗廟之事,如會同,端章甫,願為小相焉。」「點!爾何如?」鼓瑟希,鏗爾,舍瑟而作,對曰:「異乎三子者之撰。」子曰:「何傷乎!亦各言其志也。」曰:「莫春者,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風乎舞雩,詠而歸。」夫子喟然歎曰:「吾與點也!」三子者出,曾皙後。曾皙曰:「夫三子者之言何如?」子曰:「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」曰:「夫子何哂由也?」曰:「為國以禮,其言不讓,是故哂之。」「唯求則非邦也與?」「安見方六七十,如五六十,而非邦也者?」「唯赤則非邦也與?」「宗廟會同,非諸侯而何?赤也為之小,孰能為之大?」(《論語‧先進》)

  本章是《論語》最長的一章,藉由對弟子的評論,孔子展現儒家的胸懷,也讓我們對「道」是什麼有更準確的了解。孔子請學生談自己的志向,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華可歸為一組,他們各有專才,偏於形而下的器用。曾點是另一組,採用文學筆法,描繪、烘托出一幅人人悠閒自在、和樂融融的景象;因為他不談實事,所以更適合用來象徵、指點形而上的道,符合孔子「君子不器」的主張及「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懷之」的終極理想,故深受孔子讚許。當然儒家不是只談形而上,雖然以道為本,但形上的道與形下的器其實是相互成全、缺一不可的,故在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華離開後,孔子也提醒曾點:他們的志向也值得肯定。高遠的理想要和腳踏實地的行動結合才圓滿。以下分為四部分來討論:

  (一)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隨從孔子坐著。孔子說:「不必因為我的年紀比你們稍大一點,你們就拘束起來。平時你們常說:『沒有人了解我!』如果有人了解你們、重用你們,你們將怎樣表現呢?」

  孔子平常對學生就有一些觀察:大多數同學(除曾點外)希望獲得賞識、重用,發揮一技之長來貢獻社會,如果達不到就沮喪難過。學生的問題不在於沒人賞識,而是志向落入有限的格局,急功近利、器量狹小。正好今天有空,孔子想對學生來個機會教育,故先假設他們處在「受到重用」的情境下,誘導他們說出真心話,再給予啟發、指點。從提問的方式也可以看出孔子的謙虛,不以師長自居;在溫和的氣氛下,學生才願意說出真心話。

  (二)子路輕率答道:「假定有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國,夾處在大國之間,外有軍隊侵犯,內有饑荒困擾,讓我來治理這個國家,只要三年,就能使老百姓有勇氣,並且懂得禮義。」孔子聽了微微一笑。「冉求,你怎樣呢?」冉有答道:「假定有六、七十或五、六十平方里的小國家,讓我來治理,只要三年,可以使老百姓人人富足;至於修明禮樂,只好等待君子來推行了。」「公西赤,你怎樣呢?」公西華答道:「我不敢說能做得多好,只是願意學習罷了。在宗廟祭祀、諸侯會見的時候,我願意穿著禮服,戴著禮帽,擔任輔助國君引導賓客的司禮官。」

  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華回答的都是國家大事,這些治國、平天下的「外王」事業也是儒家極重視的。但儒家不只有外王,更要探究事業背後的根本精神、原理、心態,也就是「內聖」層面,三位同學對這部分不太了解也無法回答。內聖要從自己的起心動念開始反省,三人所想的都是貢獻才能、服務社會,這雖然不能說是自私自利,但服務社會有很多種方式,不一定要執著某種特定的方式。〈中庸‧第十四章〉說:「君子素其位而行,不願乎其外。素富貴,行乎富貴;素貧賤,行乎貧賤;素夷狄,行乎夷狄;素患難,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」無論處在什麼階級或職位都有事可做,任何事只要認真、努力去做,都可以做為行道的憑藉。有機會發揮才幹固然很好,但沒有也無所謂。保持這種灑脫的心境,才能夠投入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外交等各種事業,成就人生的幸福,但又不被個人的才幹或事業所限制。

  (三)「曾點,你怎樣呢?」曾皙正在彈瑟,聽見老師詢問他,彈瑟的聲音慢慢減弱,最後鏗的一聲,放下瑟站起來,回答道:「我和他們三位的抱負不同。」孔子說:「那有什麼關係呢?不過各自談談自己的志向罷了!」曾皙說:「暮春三月,穿上春裝,和五、六個成年人,六、七個小孩子,在沂水裡沐浴,再到祭天祈雨的高台下吹吹風,然後唱著歌回家。」孔子長嘆一聲說:「我贊同曾點的志向。」

  曾點,字子皙,是曾參的父親。這一段是對道的指點(道不可說,只能用具體的事物去比喻),雖然曾點不一定能夠親身實踐道,但至少他的回答不落入器用,對道的了解已超過另外三位同學。歷來認為曾點是狂者,孔子說:「狂者進取」,狂者便是不受世俗規範所限制,直探最高的理想。如曾點,老師提問,他也不馬上回應,自顧自地在旁邊彈瑟;老師問的是學生的志向,曾點卻完全不順著其他同學的回答,不談具體的行動方案,這些都是狂者的特質。孔子對狂者也能夠了解、接納、包容並給予指導,可見孔子有教無類的胸懷。

  由於曾點所說是象徵、指點語,所以我們也不能看得太死板,認為孔子和曾點的理想就是不上班,每天吃喝玩樂,這種解讀是拘泥於表象。應該從曾點所描繪的情景中,體會到灑脫自在的心境,才是重點。曾點和另外三人也不是相互對立、排斥的,如果沒有良好的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外交做為基礎,人民也不可能過著閒適安樂的生活。曾點的答案已經預設、包含了前面三位同學的志向,是聖賢在完成一切道德事業後的化境,也就是所謂大同世界。

  (四)三個弟子都走了,曾皙留在後面。曾皙問:「他們三位說得怎麼樣?」孔子說:「不過各人說說自己的志向罷了。」曾皙再問:「老師為什麼笑子路呢?」孔子說:「治國應該講求『禮』,他說話一點都不謙讓,所以我笑他。」「冉求所談的好像不是指治理一個國家吧?」孔子說:「怎麼見得六、七十或者五、六十平方里的地方就不是國家呢?」「公西赤所說的,也不像是治理一個國家吧?」孔子說:「宗廟祭祀、諸侯會見,不是諸侯的事又是什麼?公西赤很懂得禮儀,他只能做小相,又有誰能做大相呢?」

  曾點獲得老師的讚許,不免有些得意,想進一步了解自己勝過其他同學的地方何在,故留下來請教孔子。孔子卻完全不談曾點的高明,反而說另外三人的志向也值得肯定。孔子其實就是暗示曾點:一味描繪、嚮往境界之美是沒有用的,應該腳踏實地,將該做的事做好,才能真正實現人人安居樂業的理想。

  當然在從事「兵農禮樂」等實事的每一刻,我們還是要隨時檢視、反省,是否保有「春風沂水」這種超脫、灑然、自在的心境,才不會過分投入、執著自己的事業,犯了見樹不見林之弊。孔子說:「為國以禮」,「禮」是以恭敬謙讓的態度為本,將萬事萬物納入合理的秩序,給予妥善安頓,形成整體的和諧,即所謂「物各付物」。孔子所說可稱為大寫的「禮」。子路不知道禮之本,冉有和公西華雖然了解禮,但侷限在某些專業知識、技能,只能稱為小寫的「禮」。要能夠像孔子那樣活用各種學問,就必須以超越的心境為前提,以終極的理想為目標,才能自由出入於學問之間。

  儒道的差異在於儒家是實境界,道家是虛境界。因為曾點不談實事,前人認為曾點的境界接近道家。曾點的說法對於提升我們思想的層次、境界,把握形而上之道是很有幫助的,這部分也跟道家的義理相通。但道家對人生並沒有提出積極、正面的理想,僅強調無為的工夫;孔子和曾點則有「老安,友信,少懷」的心願,努力建立人文化成的世界。因此曾點仍然屬於儒家。

2017年8月30日 星期三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33)

  子曰:「論篤是與,君子者乎?色莊者乎?」(《論語‧先進》)

  本章討論觀人之法。儒家以道德實踐為重,觀察人物不能只憑他的言論來判斷,還要看他的行為;不能「聽其言而信其行」,更要「聽其言而觀其行」。(《論語‧公冶長》)但在有機會深入了解對方的行為以前,也只能先觀察他的言語及表情。孔子對這部分也有所提示:「視其所以,觀其所由,察其所安。」(《論語‧為政》)言語和表情是外在的,可歸入「所以」這一層;但更重要的是「所由」,也就是言語、表情背後的動機為何?是否出於真心?或是為了討好別人,刻意包裝、偽裝過的姿態?

  「論篤是與」是賓語提前的倒裝句,可還原為「與論篤」。「與」是讚許,「論篤」是言論篤實、中肯,具有正當性和可行性。如果一個人的言語、表情油腔滑調,固然可以推知他欠缺真心誠意,如孔子說:「巧言令色,鮮矣仁。」(《論語‧學而》)但即使一個人言論篤實,我們還是要想想:他是真君子嗎?或只是表現出態度莊重的樣子而已?不應該輕易稱許、相信別人。雖然人之性善,但現實是很複雜的,許多人在進入社會後,良心善性都會慢慢流失,我們還是要有觀察、判斷的智慧才行。

2017年8月27日 星期日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32)

  子曰:「先進於禮樂,野人也;後進於禮樂,君子也。如用之,則吾從先進。」(《論語‧先進》)

  本章主旨為「禮失而求諸野」,周朝初年發展出高度的禮樂文明,到了春秋時代已經面臨僵化、老化、異化的危機,需要恢復生命力。「先進」是先學習,「野人」是郊外之民,因為質樸,還保留許多古代的禮樂。「後進」是後學習,「君子」是朝廷官員,當時僭越之風盛行,為了展現權勢,他們未必會繼承、遵守原本的禮樂制度,孔子就曾經批判過魯國貴族季孫氏:「八佾舞於庭,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?」(《論語‧八佾》)季氏身為大夫,卻僭用天子的八佾舞。由於這些貴族是政治、社會領袖,所謂上行下效,人民也會受到影響、帶動,認同新的做法,想要當「君子」不想當「野人」,禮樂的真精神就漸漸喪失了。

  禮樂的真精神不是為了樹立權威,而是促進身心修養。禮的精神是「敬」,由尊重自己到尊重別人,拿捏人我相處的分寸,損有餘而補不足,形成合理的秩序。樂的精神是「和」,藉由優美的音樂,溝通、凝聚人我之間的情感,眾人和樂融融、打成一片,形成整體的和諧。禮的重點在分別,樂的重點在合一。

  孔子說「如用之,則吾從先進」當然不是叫人死守古禮,那只是表面形式而已。重點在於思考制訂禮樂背後的動機或原則是什麼?是為了身心修養,還是貪戀權勢?由不同的動機或原則出發,制訂出來的禮樂也會不同。能夠促進身心修養的禮樂才可用,因為自我成長是人心本有的要求,所謂「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達而達人」(《論語‧雍也》),不僅要求自己的生命成長,也希望別人同步成長。由這一點出發,禮樂才有普遍性。愛慕虛榮、貪戀權勢則不可行,違背了人心、人性的普遍要求,只會鼓動、助長上下相爭的風氣而已。

2017年8月25日 星期五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31)

  君子不以紺緅飾。紅紫不以為褻服。當暑袗絺綌,必表而出之。緇衣羔裘,素衣麑裘,黃衣狐裘。褻裘長,短右袂。必有寢衣,長一身有半。狐貉之厚以居。去喪,無所不佩。非帷裳,必殺之。羔裘玄冠,不以弔。吉月,必朝服而朝。(《論語‧鄉黨》)

  〈鄉黨〉在《論語》全書二十篇當中是很特殊的一篇,其他篇章記錄孔子及弟子的言行,〈鄉黨〉則專門記錄孔子的日常生活,包括食衣住行等。為什麼一本談孔子思想的書,要特別記錄這些看似瑣碎的小事呢?因為儒家的學問是「內外交相養」,意義、價值的根源固然是人內在的良心,但外在的禮法也有其重要性。

  良心與禮法是互相影響的,心如果不端正,會反映在食衣住行等生活習慣上,嚴重的話甚至會傷害身體,如暴飲暴食。反過來說,生活習慣不佳,也會干擾心的清明,如睡眠不足或飲酒使頭腦昏沈,影響判斷力。又如穿著打扮,也反映出你如何看待自己。如果穿著邋遢、過於暴露或奇裝異服,可能會給予自己某種暗示,認為自己沒有價值、不值得尊重或自我中心,對德性的養成是不利的。

  所以我們應該雙管齊下,「心」與「禮」並重:良心能夠作主時,可將衣食住處當成行道的憑藉,將德性彰顯、展現為優雅的生活方式及行為舉止。萬一良心昏沈,外在的禮法也可以做為一種提醒,讓自己振作精神,防止言行走向偏激。兩者當然是以心為本、以禮為末,但本末是一貫的。

  儒家的「道」不是高懸在天上,和人間世界無關;「道」是隨時隨地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的。《周易‧繫辭下》說:「黃帝、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。」衣服除了保暖等實用功能之外,更重要的是藉由服裝儀容來培養人的德性。

  孔子的衣服不用深青色、暗紅色滾邊,居家不穿紅色和紫色的便服。深青色用於齋戒,暗紅色用於服喪;紅色和紫色太豔麗,較適合女性。夏天炎熱,孔子穿葛布(絺綌。葛之精者曰絺,粗者曰綌)的單衣(袗),裡面必穿內衣,以免因衣服輕薄短小而裸露身體。冬天寒冷,孔子上朝,外面穿黑上衣,裡面配黑羊皮的袍子;在外交場合,外面穿白上衣,裡面配白鹿皮的袍子;歲末大祭時,外面穿黃上衣,裡面配黃狐皮的袍子。可見孔子穿衣服注重場合及色彩的搭配。

  在家穿的皮袍要長,右邊的袖子短,便於做事。「必有寢衣,長一身有半」程子認為是別章的文字混入本章,宜刪去。在家穿狐貉皮製作成的袍子,較為保暖。喪服已除,任何飾物都可以佩帶。君子通常會佩玉,象徵溫潤之德,也會攜帶長劍等武器。上朝或祭祀時所穿的禮服,要用整幅布做成裙子;其餘的裙子一定會剪裁,以節省布料。不穿戴黑皮袍(羔裘)、黑色禮帽(玄冠)去弔喪。每月初一必定穿朝服去上朝。羔裘是上朝用,玄冠是祭祀用,不宜混搭。

  本章提到的毛皮是在古代的情境下,現代科技進步,已有更佳的代替品,不必殘害動物。又本章的重點是君子即使面對食衣住行等小事,也能夠隨時用心而做出恰當的選擇、搭配。我們不必一味模仿、套用本章的穿著打扮,孔子對待事情的「態度」才是我們要學習的。

2017年8月22日 星期二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30)

  子欲居九夷。或曰:「陋,如之何?」子曰:「君子居之,何陋之有?」(《論語‧子罕》)

  「九夷」是東方少數民族的泛稱,當時人認為他們未開化。另一說是九夷原本是小國或商代遺民,因地處偏遠,生活方式受當地原住民影響,遂被中原人士視為野蠻人。孔子在中原各國宣揚他的理想,無法被社會接受,於是起了移居到九夷的念頭。為什麼九夷比起中原人民更能夠接受孔子的學說呢?這是因為中原人民心中懷有成見所致。雖然就物質條件和社會制度來說,中原各國的發展程度較高,還保存了一部分周代的禮樂文明。但「人而不仁,如禮何?人而不仁,如樂何?」(《論語‧八佾》)春秋時代的人民已失去原本純樸善良的風氣,凡事皆從「利益」的角度考量,講求權謀詐術。如孟子說:「世衰道微,邪說暴行有作。臣弒其君者有之,子弒其父者有之。」(《孟子‧滕文公》)要讓人民接受孔子的道德理想是很困難的。

  反觀九夷,雖然物質條件、社會制度不如中原,但人民心中沒有成見,能夠虛心向孔子學習。物質文明不發達,反而使他們保存較多的質樸,更有機會成長改變。可見孔子認為華夏和夷狄在「人的價值」上都是平等的,雖然文明發展程度有先後高低,但從人之性善出發,華夏和夷狄並無不同。孔子並不是一位大漢族主義者,也符合現代多元文化與族群和諧的觀念。「陋不陋」不在於已有的文明成果,而在於能否發揚人的善性;從這點來說,中原各國對自己的「進步」沾沾自喜,不肯向孔子學習,反而比九夷更淺陋呢!

  本章重點在「君子居之」,人生的意義、價值是由自己的心靈創造的,不受外在環境決定。物質器用的發達本質上是中性的。從好處說,固然可以讓我們的生活更便利;從壞處說,也可能因為生活太安逸,讓我們喪失了心靈的創造力。無論是沈溺於聲色犬馬等感官享受,還是投入爭名逐利的社會潮流,同樣是成為物質的奴隸,心靈無法自己作主。只有找回心靈的創造力,才能夠善用各種物質工具,增益人生的幸福。孔子正是有充分的自信,知道在任何環境下他都可以適應,善用身邊的事物做為行道的憑藉,所以並不會覺得居住在蠻荒有什麼不便。當然孔子這句話只是指點,不是非得要搬家不可(孔子事實上也沒有真的前往九夷),只是藉由這個機會,希望刺激、喚醒僵化的人心罷了。

2017年8月17日 星期四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29)

  大宰問於子貢曰:「夫子聖者與?何其多能也?」子貢曰:「固天縱之將聖,又多能也。」子聞之曰:「大宰知我乎!吾少也賤,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?不多也。」牢曰:「子云:『吾不試,故藝』。」(《論語‧子罕》)

  「大宰」通「太宰」,官名。「與」是疑問語氣詞。由本章可了解聖之所以為聖的關鍵,及孔子與其他聖人不同之處。太宰對聖人的了解是多才多藝、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,孔子正是一位博學的人,符合太宰心中對聖人的想像,故請問子貢:「您的老師是一位聖人嗎?不然他為什麼如此多才多藝呢?」

  子貢長久追隨孔子,知道聖之所以為聖的關鍵,並不在於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。聖之所以為聖是德性問題,不是知識、技能問題。無論知識、技能有多少,只要他能夠將上天賦予人的善性充分實現出來,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,就稱得上是聖人了。如果有豐富的知識、技能當然也很好,因為要在現實生活中愛人、助人,讓德性發揮應有的功效、作用,也需要客觀知識、技能的輔助。但即使沒有,也不妨礙他成為聖人。孔子只是是聖人,又正好多才多藝而已。「多才多藝」與「聖人」沒有因果關係,所以子貢說:「是上天讓孔子成為聖人,又讓他多才多藝。」

  孔子聽了太宰與子貢的問答,又進一步補充說明。此處孔子沒有對「聖」做討論,大概是因為孔子非常謙虛,曾說:「若聖與仁,則吾豈敢?」(《論語‧述而》)不敢自居為聖,所以他略而不提。孔子雖然多才多藝,但從聖人的本質來說,孔子和古代的聖人並無不同;只是因為成長背景、環境的差異,使孔子附加「多才多藝」這項特質。孔子早年喪父,生活極為艱辛,因為家境貧困,曾給季氏做過管理倉庫的小吏,出納錢糧算得公平準確;也曾擔任過管理牧場的小吏,牲畜繁衍茁壯。因此他又升任主管營建工程的司空。(見《史記‧孔子世家》)君子該做的事情是修身養性及治國平天下,相較於內聖外王來說,管理倉庫、計算錢糧、畜牧牛羊算是粗鄙之事。但〈中庸〉說:「君子素其位而行,不願乎其外。」君子無論處在任何崗位上,都會努力將分內的事情做到最好,所以才學會許多技能。但孔子不以此自滿,知道君子之所以為君子,不在於有許多專業知識和技能,而在於身心修養;身心修養作好了,知識和技能才能夠發揮正面的效益而不會被濫用,所以說「君子多乎哉?不多也」。

  琴牢(孔子弟子)在一旁聽了,又補充說:我以前聽老師上課說過,老師是因為不受重用,所以才多才多藝的。可見孔子並不是在太牢面前故作謙虛,而是把握到君子的本質。儒家不反對知識、技能,只是強調德性和知識、技能之間的本末先後關係,以德性為本、為先,知識技能為末、為後。並不是只要德性,不要知識技能(孔子本人就多才多藝);但也不能只重視知識技能,忽略德性人格的養成。應該本末兼備且區分清楚才是。

2017年8月14日 星期一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28)

  曾子曰:「可以託六尺之孤,可以寄百里之命,臨大節而不可奪也,君子人與?君子人也。」(《論語‧泰伯》)

  本章說明君子的節操,由君子的行為表現可推知君子平日的志向與學養。「六尺之孤」指幼君。「百里」指侯國,「命」指政令。本章是描述古代政治的一種特殊狀況:舊君即將逝世,新君因為年幼,還沒有能力執政;舊君往往會指定一位輔政大臣,協助新君處理政事。輔政大臣所處的地位是最危險的,就國內來說,許多政敵會嫉妒輔政大臣獨攬大權,在一旁虎視眈眈,隨時準備取而代之。其他人也會懷疑輔政大臣有篡位的野心,散播謠言,導致人心惶惶。就國外來說,其他國家也可能利用政權交替、政局不穩的機會派兵入侵。

  此時正是對輔政大臣的考驗:必須穩定局勢,對內整頓內政,讓百姓過著安定的生活,充實國力;對外鞏固國防,有效嚇阻外敵,維持國家生存。還要將新君照顧、培養好,具備全方位的品德和能力,未來成為一位優秀的君主。最重要的是克制內心的私欲,不僅在狀況危急時,要有殺身成仁、捨身取義的心理準備;即使能夠順利應付上述挑戰,也絕不可得意忘形,因權力而腐化。自始至終都要戒慎恐懼,時間到了就欣然下台、功成身退,將權力還給新君,才算是完成舊君的託付。這對大臣來說確實是最艱鉅的考驗,通過考驗才是真君子。

  君子為什麼在危急時能夠作國家的中流砥柱,心志一點不動搖呢?可能是平常就培養高遠的眼光和胸襟,以高標準勉勵自己,不只求一技之長,能夠活下去就好;更要起領導作用,為國家、社會指出應走的方向。也可能是平時就從事身心修養,如諸葛亮的名言「淡泊以明志,寧靜以致遠」,故能夠置個人的生死、得失於度外。能夠擔任輔政大臣,也表示此人有一定的聲望,不僅具備傑出的才能,也有深厚的資歷和實際的功績,才會受到舊君信賴。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,歷史上真正通過考驗的,只有伊尹、周公、諸葛亮等寥寥數人而已(其他人掌權後大多腐化或篡位)。我們不必擔憂自己無法坐上最高的位子,坐上去之後能否留下好評價,才是該擔憂的。

2017年8月12日 星期六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27)

  曾子有疾,孟敬子問之。曾子言曰:「鳥之將死,其鳴也哀;人之將死,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:動容貌,斯遠暴慢矣;正顏色,斯近信矣;出辭氣,斯遠鄙倍矣。籩豆之事,則有司存。」(《論語‧泰伯》)

  王船山《讀四書大全說》對本章有深入的解釋,茲抄錄如下:「先儒說曾子得聖學之宗,而以授之子思、孟子。所授者為何事,但與他一個可依可據者而已。故其臨終之言,亦別無付囑,止此身之為體為用者,即為道之所貴;修此身以立體而行用,即是『君子所貴乎道』。其後子思之言中和,則曰『喜怒哀樂』,不離乎身之用也。容貌、顏色、辭氣者,喜怒哀樂之所現也。鄙之與雅,倍之與順,正之與邪,信之與偽,暴之與和,慢之與莊,中節不中節之分也。孟子言天性,曰『形色』。容貌、顏色、辭氣者,形色也。暴慢、鄙背之遠,信之近,踐形者也。」

  曾子身患重病,孟敬子前來探望他。曾子說:「鳥快死時,叫聲都很悲哀;人快死時,說話都很善良。」為什麼人之將死,其言也善?因為面臨死亡,人對身外之物的種種貪求、牽掛都不得不放下,心思較純淨;也因為來日不多,必須將最重要的道理傳承下去,不再談枝微末節。底下這段文字也等於是曾子的遺言,總結他一生的心得。

  「君子所貴乎道者三」不是說「君子重視『道』產生的三種功效」,而是說「君子重視這三種『行道』工夫」。動容貌、正顏色、出辭氣都和身體有關,是「修身」工夫。為什麼修身如此重要?因為身是內心與外在世界的交接點,是連結內外的關鍵。〈大學〉八條目中,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屬於內聖之學,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屬於外王之學;「修身」統率內聖外王,故儒學也可以稱為修身之學。格致誠正的目的是為了實踐道德;也唯有由自身的道德實踐做起,才能端正家國天下。曾子的修身工夫是很切實的,如三省吾身、珍重身體髮膚等,把握到了儒學的精華。

  容貌是動作姿態,顏色是面部表情,辭氣是言語聲調。容、顏、辭是靜態的,貌、色、氣是動態的。為什麼在修養上無形的動作、表情、語氣、聲調比有形的語言、文字更重要?因為如船山所說「喜怒哀樂不離乎身之用」,身體與情緒是相連的。語言文字可以依樣畫葫蘆,別人說什麼我也跟著說;但身體、情緒很難作假,你的情緒(喜怒哀樂)會直接反映在你的身體(容貌、辭氣、顏色)上,呈現出真實的生命狀態。這就要有轉化生命底層陰暗面的真工夫,不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理智思辨而已。工夫做到身體、情緒上才切實。

  修養的目標是「中和」,未發曰中,發而中節曰和。「中節」是恰到好處,無過與不及。容貌、顏色、辭氣都要「中節」,因為言行恰到好處,所以既不會招來別人粗魯無禮的對待(暴),也不會被別人輕視侮辱(慢);言行能夠傳達內心的真感情(近信,信是誠實可靠);說話的語氣、聲調、音量也能夠跟內容相配合,不會因為太直接而顯得莽撞(鄙),也不會因為太溫順而失去感染力(倍)。中節不是機械化地取剛強與柔弱的平均值,而是該強則強,該弱則弱。

  孟子說:「形色,天性也。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。」(《孟子‧盡心上》)「形色」指身體,身體是道德實踐的憑藉,儒家是將天賦的善性,透過身體、情欲具體呈現出來,不是離開身體、情欲另外做一套修養工夫。「踐形」就是肉身成道,將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、價值(包含身心兩面)完全實現出來。

  動容貌、正顏色、出辭氣這三種工夫是時時要提醒自己去做的,日常生活瞬息萬變,言行有了一點偏差,就不算是恰到好處。修身是君子生活的重心,至於禮儀(籩豆是古代祭祀燕享時,用來盛棗栗之類的竹器和盛菹醢之類的高腳木器,借指禮儀)的事,雖然也很重要,但可以交給各行各業的專家(有司)去處理。儒家關心的是提升人的素質,人的素質提升了,各種專業知識、能力都可以慢慢培養、學習。曾子臨死前展示他學問的重點及個人風格,值得我們仔細參究。

2017年8月9日 星期三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26)

  君子篤於親,則民興於仁;故舊不遺,則民不偷。(《論語‧泰伯》)

  本章前面還有「恭而無禮則勞,慎而無禮則葸,勇而無禮則亂,直而無禮則絞」這四句話,但因為與後文意思不連貫,古人在註解時大多認為應該分成兩章,今從之。本章的「君子」指在上位者。儒家主張「德治」,政治的重點不在於法令規章等技術層面,領導者的心態或價值觀才是根本。「君子」雖然只是稱呼上位者,但社會上各領域的領導者,如政治領袖、意見領袖等,由於位高權重,是眾人矚目的焦點,對社會自然有較大的影響力。所以掌握權力、資源的人更應該修身養性,使「德」與「位」相配合,權位才能發揮正面的意義。

  儒家認為政治領袖負有「化民成俗」,使「民德歸厚」(《論語‧學而》)的責任。要改變人民的行為,雖然也可以藉由嚴刑峻法,用強制力加以矯正,但「道之以政,齊之以刑,民免而無恥」(《論語‧為政》),人民只會表面遵守、服從這些規定,避免受到處罰;內心卻並不真正認同,做了好事沒有榮譽感,做了壞事也沒有羞恥感。如大學裡許多課程設有「點名制度」,為了不留下缺課記錄,大學生點名時會前往教室,但不見得有聽課,可能在發呆、玩手機、看課外書等,不知道為何而學。

  既然強制力行不通,儒家認為應該從政治領袖自身做起,以身作則,示範良善的價值觀與行為,人民自然會模仿學習。「篤」是寬厚,「興」是興起,「故舊」是老朋友,「遺」是拋棄,「偷」是人情淡薄。領導者如果有一顆善良柔軟的心,便能和家人、朋友建立起深厚的感情,盡力照顧家人,不拋棄老朋友。這種溫柔敦厚的氣質,便會慢慢感染周圍的人,形成「蝴蝶效應」:無論是真心認同領導者的做法,或者只是想要討好領導者以獲得利益,都會努力學習這種作風。孔子說:「君子之德,風;小人之德,草;草上之風,必偃。」(《論語‧顏淵》)不知不覺間,社會風氣就轉變了,由「爭權奪利」轉變為「重視感情和道義」。

  現代民主政治雖然以客觀的制度運作為主,不強調領導者個人的作風,但人民素質、文化水準、社會風氣對政治仍然有深遠的影響力。如果沒有良善的價值觀在背後支持,民主恐怕也會流於爭權奪利的愚民政治吧!

2017年8月8日 星期二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25)

  子曰:「君子坦蕩蕩,小人長戚戚。」(《論語‧述而》)

  孔子說:「君子的胸懷是平坦寬廣、光明無私的,小人的心情時常陷入擔憂懷疑、緊張恐懼當中。」君子、小人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?原因在於兩者心態不同。君子時常培養「無條件的自信」與「無條件的愛人」兩種心態,「無條件的自信」是不以種種外在條件,如貧富、貴賤、美醜、智愚……來定義自我的價值,無條件肯定、接納、支持自我的存在。即使我一無所有,依然能夠頂天立地。天生我才必有用,只要我活在天地之間,我的存在就是有意義的,人生的價值完全靠我的心靈去自由選擇、創造,不需要依靠任何外在條件,這才是真正的、永久的自信。

  由「無條件的自信」引發出「無條件的愛人」,對我以外的一切人事物,皆能夠一視同仁,原則上給予平等的肯定、接納、支持乃至尊重、愛護,不參雜分別、計較、佔有的念頭。這種自信愛人的胸懷,自然能夠培養出光明俊偉的人格氣象;人生中無論遭遇順境或逆境,都能夠保持內心的平靜而不慌亂,以正確的方式去回應。有這種從容鎮定的風範才算是君子。

  小人則正好相反。小人的自我價值是需要靠外在條件支持的,但外在條件的存在又無必然保證,即使一時之間擁有社會主流價值認定的那些「好條件」,如名聲、財富、地位、美貌、聰明等,也難保哪天不會失去它們。小人就是看不透外在條件的短暫和虛幻,無法接受它們終有一天會消失的事實,所以才會投入無窮的競爭、比較,為了多佔有它們一天而勞心傷神。表現在外的言語、行為、容貌自然是憂心忡忡、患得患失,甚至心力交瘁、未老先衰了。

  曾昭旭先生在《讓孔子教我們愛》書中,又從「自我防衛機構」的角度來解讀本章。小人之所以「長戚戚」是基於過去的受傷經驗,相信別人卻被別人欺騙、打擊,導致內心受傷。為了保護自己而張開防衛網,別人進不來,自己也出不去,形成牢固的心結。由於傷口沒有獲得徹底的療癒,只是隱藏在自我防衛機構之下,面對新的人際關係時,仍然會受到過去的陰影干擾,無法擺脫固定的互動模式而再次受傷。受傷後只好再加強防衛,將自己封閉起來,形成惡性循環,人也就愈來愈沒有自信,愛人的能力愈來愈脆弱了。所以在每一次危機或受創之後,立即善後以恢復生命的健康是十分重要的。只有健康的生命(君子)才有能力去愛人,健康生命的表現之一就是「坦蕩蕩」,和人相處沒有隱藏的地雷或防衛網,故能夠接納、關懷別人而不失其自信。

2017年8月5日 星期六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24)

  子曰:「文,莫吾猶人也。躬行君子,則吾未之有得。」(《論語‧述而》)

  「莫」,也許。孔子說:「學問方面,也許我還可以趕得上別人。至於親自實踐君子之道,我就沒有十足的把握了。」可見言說容易,實踐才是最困難的。「文」取廣義,凡可以用語言文字描述的知識,都屬於「文」的範圍,包括探究事物原理的科學知識,及探究人生、宇宙根本原理的哲學知識。

  但君子之所以為君子,重點不在知識而在實踐,雖然可以通過學習,預先將經典中的道理儲存在大腦裡,但如果不去實踐,就沒有切身的感受、深刻的體驗,不算是真正懂得這些道理。進一步說,經典中的道理,既有其永恆性、普遍性,但又是在特定的時空、面對具體的情境,用古代的語言文字寫成的。我們在實踐時也不能盲目套用,應該秉持明覺的心靈,敏銳感應當下的處境,將經典中的道理做微調,賦予新的詮釋;甚至在道理流於僵化時,還應該靈活變通。這樣實踐才能夠恰到好處,符合良心、仁心的要求。

  像這種在具體情境下的分寸拿捏、懇切實踐,連孔子都沒有自信能夠完全做到。雖然孔子已經是當時最博學的人之一(達巷黨人曾經讚美孔子「博學而無所成名」,見《論語‧子罕》),但孔子並不認為這有什麼了不起;就實踐君子之道來說,孔子也只是我們的同道、同修,跟一般人一樣需要不斷努力呢!

2017年8月3日 星期四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23)

  陳司敗問:「昭公知禮乎?」孔子曰:「知禮。」孔子退,揖巫馬期而進之,曰:「吾聞君子不黨,君子亦黨乎?君取於吳為同姓,謂之吳孟子。君而知禮,孰不知禮?」巫馬期以告。子曰:「丘也幸,苟有過,人必知之。」(《論語‧述而》)

  本章可看出孔子在人際交往上的分寸拿捏。陳國的司敗問孔子:「魯昭公是一個懂得『禮』的人嗎?」孔子回答說:「是的。」司敗是官名,即司寇,掌管司法。陳司敗的問題有陷阱,魯昭公在當時雖然以「知禮」聞名,但魯昭公只是熟悉禮樂的操作程序、典章制度而已。就個人行為來說,昭公有許多不合禮之處。昭公知禮只是知識上的掌握,並未親身實踐。陳司敗在提問時並沒有說清楚「知禮」的意義,孔子就以一般人對魯昭公的了解來回答。這也是「為尊者諱」的表現,孔子身為魯國人,對昭公的缺點當然很清楚,但不必在外國人面前批評自己國家的君主,故只做簡單回答。

  孔子離開後,司敗揖請孔子的弟子巫馬期上座,對巫馬期說:「我聽說君子不會私心偏袒某些人,難道君子也會如此嗎?魯昭公娶了吳國公室的女子,魯國與吳國是同姓,但昭公為了掩飾這點,將女子改名叫吳孟子。如果昭公這樣的行為算是知禮,那麼誰不知禮?」魯、吳兩國君主都姓姬,同樣是周朝王室的後代。古禮同姓不婚,昭公以為改名可以避人耳目,其實是掩耳盜鈴、欲蓋彌彰。如果這種「硬凹」的行為算是知禮,禮的尊嚴就喪失了。所以司敗懷疑孔子有私心,刻意偏袒自己國家的君主。

  巫馬期將陳司敗的話轉告孔子,使孔子面臨兩難:如果要維持倫常秩序,就不得不揭發魯君的醜聞;如果不想批評魯君,又會傷害倫常秩序。所以孔子採取一種間接、委婉的回答方式:「我是很幸運的,如果我犯了過錯,別人一定會知道。」孔子感謝陳司敗的提問和巫馬期的轉告,讓自己有機會檢討、反省自己說話是不是有不充分、不圓滿之處。因為能夠直接溝通,總是比被別人在背後批評、說閒話要好;也因為有司敗的提醒,才不會在不知不覺間,幫昭公不合禮的行為背書,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。可見孔子的態度是非常謙虛、客氣的,凡事反求諸己。孔子承認自己犯了錯,等於同意司敗對昭公的批評,肯定婚姻之禮;但又不渲染昭公的醜聞,保全君臣之義。故能夠解決前述的兩難,不會被陳司敗設下的陷阱給困住。

2017年8月1日 星期二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22)

  子曰:「聖人,吾不得而見之矣;得見君子者,斯可矣。」子曰:「善人,吾不得而見之矣;得見有恆者,斯可矣。亡而為有,虛而為盈,約而為泰,難乎有恆矣。」(《論語‧述而》)

  孔子說:「聖人我是不可能見到了,能夠見到君子,也就可以了。善人我是不可能見到了,能夠見到有恆者,也就可以了。」本章難解之處在於:聖人、君子、善人、有恆者的差別何在?參考王船山在《讀四書大全說》的解釋,聖人、君子是一組,以「志」為主;善人、有恆者是一組,以「氣」為主。人的生命包括大體與小體兩面:心志屬於大體,是形而上的價值根源;身體、氣質屬於小體,是形而下的具體存在。

  善人、有恆者以氣質為主,並不是說他們沒有心志,而是心志的力量尚未充分發揮,雖然他們也能夠做出道德行為,但道德行為來自於「個性」的部分比較多,來自於「自覺反省」的部分比較少。嚴格來說,善人、有恆者的道德行為只是一種習慣,不算是真正的道德實踐。善人、有恆者能夠做到多少道德行為,也受到自然的傾向決定。雖然善人、有恆者養成的是好習慣,但好習慣對他們來說仍是一種限制,如果有恆者要培養自己不那麼擅長的道德行為,如勇敢的人要表現謙遜,謙遜的人要表現勇敢,便會感到困難。同理可證,善人要練習凡事都自覺地反省、思考,也會不熟練。要到君子的層次,才能夠擺脫這種限制。

  善人與有恆者的差別在於:有恆者只能在某一項或某幾項道德行為上堅持到底,善人則能夠全面做出各種道德行為。善人與有恆者的相同處在於:他們都能夠誠實地面對自己。「亡而為有,虛而為盈,約而為泰」是將沒有當成有,空虛當成充實,少當成多。以道德實踐來說,就是打腫臉充胖子,聽到道理就以為自己做到;就算做到也只是一種表演,內心並不真正相信;就算做到了且相信,也只是道理的一小部分,換一個情境就不適用,卻以此自滿。三者都是不誠實,因為虛假,所以很難持續。至善是永恆的理想,道德實踐的重點不在結果上的完美,而在努力的過程,即使不完美,只要誠實面對自己,就做到了基本功,也才有改進的可能。腳踏實地才是這四種人的根本。

  君子與聖人都能夠自覺地從事道德實踐,兩者的差別可借用《孟子》原文來說明:「充實之謂美,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。大而化之之謂聖,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」(《孟子‧盡心下》)君子是「美」和「大」,聖人是「聖」和「神」。從自覺反省來說,君子與聖人的本質是一。但聖人是「不勉而中,不思而得,從容中道」(〈中庸〉),內在的修養已臻化境,不夾帶絲毫雜質;外在影響力也遍及天下,能夠博施濟眾。聖人等同天道,其境界無法用語言文字描述窮盡;君子則還在努力的過程中。雖然君子比不上聖人,但既然兩者本質是一,只要有君子的修養,也就等於朝向聖人境界前進了。

2017年7月30日 星期日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21)

  子曰:「君子博學於文,約之以禮,亦可以弗畔矣夫。」(《論語‧雍也》)

  「弗畔」是不背離「道」。中國哲學有「本體」與「工夫」的區別,本體是道或真理本身,工夫是體現道的方法或途徑。《論語》的「道」是仁道,道不在心外而在心中,所以「見道」也可以說是仁心呈現,而有人我一體之感。但仁心呈現往往需要特殊的機緣,如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,才有怵惕惻隱之心。仁心雖然也可以自己呈現,「我欲仁,斯仁至矣」(《論語‧述而》),但仁心要長久維持也很難,孔門也只有顏回能夠「其心三月不違仁」(《論語‧雍也》),其餘弟子只能堅持一天(日月至焉)。在仁心尚未呈現,或雖呈現卻維持不住時,就要藉由修養工夫使心靈純淨化,提高生命品質,仁心才能常存。

  本章的「博文」與「約禮」便是兩種修養工夫。「博文」是廣泛學習知識,知識無窮無盡,又以與道德實踐密切、直接相關的知識為優先學習的目標,也就是讀經。為什麼要讀經?因為經典是聖賢留下的言行記錄,聖賢的生命是最純淨的。我們今日行道,也應該參考前人的經驗。雖然聖賢和我們所處的情境不完全相同,不能完全照搬硬套,但起碼可以做為提醒、對照,喚醒我們平日昏昧的良心;也可以用來檢查良心有無偏差,避免出現「自以為是良心,實則夾雜私欲」的狀況。與道德實踐無關的知識,如各種專業知識或技能,如果有時間也可以學習,雖然這些知識對成德沒有直接幫助,但善加運用也可以增益人生的幸福。

  「約禮」是當下在生活中實踐。「約」是約束,用禮來約束身心。禮本來是日常生活的具體規範,包括食衣住行各方面;進一步延伸到人倫,人與人之間依照長幼尊卑、親疏遠近,各有其恰當的互動方式;再進一步引申為形而上的「天理」,此時的禮也就等於仁了。就人倫層面來說,禮的精神就在於「敬」,人與人之間能夠相互尊重,各自盡到自己的本分,不互相干擾妨害。禮的實踐要點也在於分寸拿捏,依照當下的狀況,選擇最恰當的方式與對方溝通,才能相互理解,達成情感的交流。不宜將「禮」解釋成盲目遵守某些呆板的規範、教條,遺忘了禮的精神。無論彼此尊重或分寸拿捏,都是建立在「約束身心」這基本功之上,克制自己的情緒、欲望,內心清明了,才能有效與人互動。

  「博文」與「約禮」沒有一定的先後順序,有時我們可以先學習一套道德知識,嘗試在生活中運用、實踐,再依照結果修正原初的想法。有時也可以先試著與人互動,如果遇到困難、阻礙,再參考前人成果,努力學習以求通達。勉強要說個順序,自然以實踐為先,學習為後,但兩者其實不可分,只要持之以恆,都是有助於身心成長而接近「道」的。

2017年7月27日 星期四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20)

  宰我問曰:「仁者,雖告之曰:『井有仁焉』,其從之也?」子曰:「何為其然也?君子可逝也,不可陷也;可欺也,不可罔也。」(《論語‧雍也》)

  宰我問孔子:「一個有仁德的人,如果別人告訴他:『有人掉進井裡了』,他會奮不顧身跳下去救人嗎?」宰我並不是單純提問,而是故意設下陷阱、難題來測試孔子。「仁」是孔子平日經常教導弟子的核心價值,但春秋時代是亂世,有德之人不一定有福,對人付出關懷,不僅得不到回報,甚至還可能反過來被別人利用、糟蹋、傷害,真是太不公平、太不值得了。如孔子周遊列國,也是懷抱救世的熱忱,卻多次遭遇危難(如陳蔡絕糧),始終沒有獲得重用。宰我是言語科高材生,機智有餘而天良不足,也許是有感於現狀,對孔子講的「仁」起了懷疑,才提出此問題。

  這問題的難處在於:無論回答「是」或「不是」都不合理。如果仁者不顧一切跳到井裡,不僅未必能夠救到人,還可能導致自己受傷、死亡。當然宰我是做個比喻,暗示說:老師你天天提倡「仁」,結果還沒幫助到天下人,自己就先垮了,這種事恐怕沒有幾個人能夠做到。但如果聽到這消息卻見死不救,則又與「仁」相矛盾。仁者愛人,仁就是無私的關懷,「人飢己飢,人溺己溺」,對待別人像對待自己一樣去幫助他。所以仁者一定會去救人,但現實上又行不通,可見我們不應該提倡「仁」。

  孔子認為:仁者、君子本其愛人的心願,當然會去救人(比喻積極關懷、改善社會),但愛人、救人並不是憑一時衝動、一廂情願就可以的,需要有恰當的方法和知識,這部分就稱為「智」。孔子是「仁且智」,以宰我的例子來說,仁者固然會對井中人生起惻隱之心,但絕對不是自己立刻跳下去,而是會靜下心來,思考哪些方法才能安全救人,如尋找繩子、打119請求消防隊支援等。己立才能立人,己達才能達人,愛人前先照顧好自己,具備充足的能力再出門助人,才是有智慧的做法。當然「仁」與「智」兩者仍以「仁」為本,因為有一顆愛人的心,才會努力設想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法,故也可以單提「仁」而將「智」包含在其中。「可逝也,不可陷也」,是君子會前往救援,但不會愚昧到陷入井裡。「可欺也,不可罔也」,是可以用聽起來合理的事(如井裡有人需要幫忙)欺騙君子,卻不能誣賴君子不明白道理(如跳進井裡)。可見儒家是通情達理的,宰我對儒家的想法完全是誤解。

2017年7月26日 星期三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9)

  子曰:「質勝文則野,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,然後君子。」(《論語‧雍也》)

  「質」是內在的本質,「文」是外在的修飾,「野」是鄉野之人,「史」是掌管文書的官吏。任何事物都有內外兩面,《論語》主要是就道德實踐而言,道德實踐的本質,就是人的仁心、愛心。「質勝文」就是由仁心、愛心發為各種言行表現而不加修飾,雖然可以將自己的情感充分傳達出來,但卻不一定能被對方接受、讓對方感動。就像鄉野之人,雖然有真心誠意,但作風不免粗鄙,言行舉止太過直接,容易嚇到別人。

  「文勝質」則是落入另一極端,對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,皆從是否能被別人欣賞、接受的角度來考慮,不顧內心真實的感受而戴上假面具。就像管理財貨、文書、出納的小吏,只要滿足長官的要求、法律的規範即可,事情是否有實際的成效,不在他考慮的範圍,常流於官僚作風、形式主義。

  「彬彬」是不同事物配合適當的樣子,「質勝文」與「文勝質」都不恰當,質文應該兼備,既要保持真心誠意,又要懂得修飾,用對方能夠接受、理解的方式來表達。言行舉止除了「相互溝通」這項素樸的、實用的功能之外,還要講究美感、莊重典雅,才能顯出君子的風範。

  「文質彬彬」固然是最高的理想,但如果一時之間做不到,質、文只能取其一時,與其過度修飾、包裝而隱藏、壓抑了真感情,還不如直接將感情表達出來。因為質才是根本,孔子說:「人而不仁,如禮何?人而不仁,如樂何?」(《論語‧八佾》)如果沒有真感情,再優雅、客氣的言行也是毫無意義。現代社會注重功利,凡事都要以理性精密計算,將人變成體制運作底下的一顆螺絲釘,才能貢獻最高產值、發揮最大效率。人的真感情不免被壓抑而感到苦悶、孤單,這是我們要警惕的。

2017年7月25日 星期二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8)

  子謂子夏曰:「女為君子儒,無為小人儒。」(《論語‧雍也》)

  「女」通「汝」,你的意思。孔子告誡子夏:要做君子儒,不要做小人儒。「君子儒」與「小人儒」的差別何在?王船山說:「君子、小人相對勘。蓋天下自有一種『小人儒』,以儒為利,曲學阿世,自無真識真修。君子於道,自見其不可不學,求之必至,自處必嚴。『無為』者,不可夾帶一分俗學也。」(《四書箋解》)這段話的關鍵在於「以儒為利」,君子儒是將儒學本身揭示的理想當成追求的目標;小人儒則是將儒學當成手段、工具,用來追求儒學以外的事物,如功名利祿。

  儒學本身揭示的理想是什麼?可以〈大學〉首章為例來說明:「大學之道,在明明德,在親民,在止於至善。」「明明德」是內聖,「親民」是外王,「止於至善」是兩者的結合。換句話說,儒家是修己、治人之道兼備的,但「內聖」完全操之在己,「外王」就需要靠其他條件配合,如知識或時機等。因此君子會將重點放在修養自己,愛人、助人則只能盡力而為,無法在結果上強求。

  君子、小人的差別在於動機、心態或價值觀,君子是為了追求自我與別人的生命成長而學習儒學,故在學習時會經常思考:如何運用到生活中?如何對自己的身心修養有幫助?君子固然也會廣泛學習知識,如前文所述,外王層面仍需要知識的輔助,但這是以愛人、助人為前提,不是為知識而知識。小人則是將儒學知識化、理論化,當作一種學問去背誦、理解、闡釋。知識化、理論化沒有不好,將觀念講清楚也很重要,有助於道德思考與實踐。問題在於小人將知識、理論當成建立個人聲望、成就、地位的工具,比別人多一點學問,受到大家擁護、崇拜,就沾沾自喜、驕傲自誇,才是最大的毛病。君子的學習是因為「義所當為」,別無其他動機或目的。小人則是只想到自己,動機不純粹。

  「止於至善」是永恆的理想,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做到。小人學習儒學的目的,是為了妝點自己的形象;所以即使明知所講的學問自己做不到,還是要標榜提倡,以免形象破滅。至於君子,則會坦然認錯,「君子之過也,如日月之食焉」(《論語‧子張》)。即使仍有缺失,但至少已因為內心的這一分真誠,而有改過向善的可能了。

  孔子為什麼特別告誡子夏要做「君子儒」而不要做「小人儒」?可能因為子夏在孔門是文學(取廣義,泛指各種學術)科的高材生,長於學術之人容易有拘泥於語言文字、光說不練的毛病,所以孔子特別提醒他:實踐才是儒學的根本啊!

2017年7月23日 星期日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7)

  子華使於齊,冉子為其母請粟。子曰:「與之釜。」請益。曰:「與之庾。」冉子與之粟五秉。子曰:「赤之適齊也,乘肥馬,衣輕裘。吾聞之也,君子周急不繼富。」原思為之宰,與之粟九百,辭。子曰:「毋!以與爾鄰里鄉黨乎!」(《論語‧雍也》)

  公西赤(字子華)出使齊國,冉求請孔子給子華的母親一些俸祿(古代俸祿以穀類計算)做為補貼,孔子說:「給她六斗四升。」冉求請孔子多給一些,孔子說:「給她十六斗。」結果冉求給她八十斛。孔子知道後,說:「子華前往齊國,乘坐肥壯的馬,身穿輕暖高貴的皮裘。我聽古人說過:『君子只救濟那些危急困頓的人,不對富有的人錦上添花。』」原憲(字子思)擔任邑宰,孔子給他俸祿九百,原憲推辭不敢接受。孔子說:「請不要推辭。如果有多餘的俸祿,可以用來幫助當地的窮人。」

  本章可看出孔子對金錢的態度,著眼點不在金錢的多少,而是金錢的用途為何。該用則用,只要用途正當,即使多給也不必吝惜;不該用則不用,如果用途不正當,即使少給也應該批評。該不該給或該給多少,皆以道義為標準,金錢才能夠發揮正面的功效。子華出使齊國是公務,按照規定,政府本來就會給予子華俸祿,但子華的母親和公事無關,補貼她並不合乎體制。除非有特殊狀況,使者非常窮困,出使會影響家中生計,法理不外人情,才需要額外給予安家費。但從子華的食衣住行來看,他家非常富有,奉養母親不成問題。冉求也許是想利用子華出使的機會,特別照顧一下這位老同學,做個人情無妨;但既然是公款就不該亂給,所以對冉求的請求,孔子都回答得很保守,便是暗示冉求「富上加富」是不必要的。

  原思則是另一種情況,俸祿九百是政府規定的,即使原思覺得太多,也不應該推辭。之所以會給予這麼多俸祿,背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因為這些俸祿並不是只贈送給原思個人或原思的家人,在給予的同時,也規定接受後的義務:支應必要的生活開銷後,如果還有剩餘的俸祿,必須拿出來救濟窮人。既然有正當的用途,即使金額龐大,原思也不必推辭。可見孔子對不同的狀況,皆能做出合宜的權衡、判斷,讓金錢成為行道的利器,而非一味貪求或排斥金錢。

2017年7月20日 星期四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6)

 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:「其行己也恭,其事上也敬,其養民也惠,其使民也義。」(《論語‧公冶長》)

  子產是鄭國大夫公孫僑,曾經在鄭國長期執政,在內政、外交等各方面都有優異的表現,深受鄭國百姓愛戴。子產的年代略早於孔子,是孔子的前輩,孔子也多次推崇、讚揚子產。「君子」指上位者,子產不僅位高權重,更重要的是能夠實踐「君子之道」。春秋時代懂得治理國家、帶兵打仗、擅長外交辭令、學問淵博的人才也不少,但並不是每位政治家都道德高尚,如管仲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,雖然對保存華夏文化功勞甚大,但生活奢華,私德不免有虧。能夠樹立人格典範的政治家只有子產,所以孔子特別欣賞子產,以子產的行事風格做為學習的標竿。

  子產自我修養以「恭」為原則,雖然他才華洋溢,為鄭國立下許多大功,待人處事卻非常謙虛、謹慎,不與別人競爭、比較。子產事奉長上以「敬」為原則,雖然大權在握,對國君仍然十分尊重。凡事依禮法而行,盡心盡力完成國君交代的事情,認為這是理所當然。在政治秩序混亂、時常以下犯上的春秋時代,這是很難得的。子產養育百姓以「惠」為原則,政治人物雖然說要照顧百姓,卻常流於口號。子產能夠腳踏實地,體察人民的痛苦究竟在哪裡,並且努力消除,讓人民確實感受到政府的恩惠。子產指揮百姓以「義」為原則,義者宜也,做任何事都恰到好處,不僅能夠明確判斷哪些事該做,在推行政策的過程中,也能夠妥善規劃進度、分配職務,讓事情順利完成。

  子產雖然是政治家不是哲學家,沒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論,但從他的行事風格來看,已經將儒家的許多道德原則體現出來了。儒家的政治觀,其重點不在施政的方法、技術,而在於施政者的心態及道德修養。以態度端正為前提,人與人之間才能和諧相處,有效活用人力、物力資源,達成造福百姓的目標。

2017年7月19日 星期三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5)

  子謂子賤:「君子哉若人!魯無君子者,斯焉取斯?」(《論語‧公冶長》)

  子賤是孔子弟子,姓宓名不齊。《呂氏春秋‧察賢》:「宓子賤治單父,彈鳴琴,身不下堂而單父治。」這就是成語「鳴琴而治」的由來。單父是地名,子賤治理單父為何事半功倍?《孔子家語‧辯政》有詳細的說明,其施政之道有三:一是「父恤其子,其子恤諸孤,而哀喪紀」;二是「所父事者三人,所兄事者五人,所友事者十一人」;三是「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,不齊事之而稟度焉,皆教不齊之道」。孔子認為第三點才是關鍵。可見子賤很注重孝悌慈、喪禮及朋友交往,並且懂得向比自己優秀的人虛心請教,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君子。

  孔子很讚賞子賤,但追本溯源,子賤之所以道德高尚,除了他個人的努力之外,環境也是重要的因素,正所謂「蓬生麻中,不扶而直;白沙在涅,與之俱黑」(《荀子‧勸學》)。所以孔子又感嘆:假如子賤不是成長在有許多君子的魯國,他又要從哪裡學習君子的風範呢?如前幾篇文章所說,君子與小人最大的差異在於人生觀、價值觀,君子以「義」為主,小人以「利」為主,追尋的方向不同。子賤固然優秀,但如果只有他一個人抱持君子的想法,其他人都不贊同,他恐怕也會畏懼、退縮而難以堅持;所以子賤學有所成之後,也要回過頭來感謝這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直支持他。希望台灣可以像春秋時代的魯國一樣,戒除急功近利、浮躁淺薄的風氣,人人以道義相互期勉,社會上有愈來愈多君子受到肯定、重視,成為文化大國。

2017年7月18日 星期二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4)

  子曰: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」(《論語‧里仁》)

  「訥」是言語遲鈍。君子總是不輕易說一些大道理,而是將重點放在努力實踐。孔子這句話點出一般人常犯的毛病,就是說得多、做得少。因為「說」比較容易,只要有一點聰明才智,就可以滔滔不絕。而且「說」容易成為一種表演,用來塑造自己的形象,讓別人崇拜、敬佩。拿道理要求別人,在言論上佔據制高點;但所說的道理連自己都做不到,只是將道理當作博取美名的工具罷了。這當然是對真道德的扭曲。

  人性有好逸惡勞的自然傾向,必須刻意下工夫扭轉,容易、輕鬆的「言」要節制,困難、辛苦的「行」要堅持,言行才能一致。應該像子路一樣,「子路有聞,未之能行,唯恐有聞」(《論語‧公冶長》),聽見任何道理,都要去思考如何將之落實於生活中,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印證或修正,道理才有意義;而不是將道理當成某種知識或理論,儲存在頭腦裡,能夠說或寫出來就滿足了。

  只有親身實踐才是真道德,因為善和美不是有形、可見的事物,無法藉由知識把握它的結構。美善只是心中的一點意義感、價值感。探討美善的知識、理論,只是指出一條路徑,帶領人接近美善,卻不等於美善本身。所謂「如人飲水,冷暖自知」,對食物的滋味描述得再生動,不如親自嘗一口;道理講得再高明,不如在具體的情境下體驗、感受。透過親自體驗,對道理也會有更細緻的思考。若只將道理當成知識、理論而不去實踐,恐怕會淪為空談,比起可以對應到有形事物的客觀知識還無用呢!

2017年7月17日 星期一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3)

  子曰:「君子喻於義,小人喻於利。」(《論語‧里仁》)

  《論語》常將「君子」與「小人」做對比,「君子」原本是指社會地位高的貴族,但在《論語》大多數篇章已經轉變成以人格修養為標準,指道德高尚之人。「喻」是明白通曉,白話叫做「懂」,但「懂」有不同層次、深度,本章的「喻」如同上篇的「懷」,不只是頭腦的懂,而是生命的懂。「頭腦的懂」只是將資訊理解及儲存到腦中。「生命的懂」則是從某個詮釋觀點、核心觀念出發,形成對人生與世界的整體理解。一切思想、言語、行為,對人事物的反應,都從這核心觀念出發,薰習、滲透、浸潤到全身心,才是真正的懂。如孟子說:「君子深造之以道,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,則居之安;居之安,則資之深;資之深,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。」(《孟子‧離婁下》)「左右逢源」才算是真正的「喻於義」,這就要透過長久的學習與實踐才能達成。

  君子與小人的差別在於「義」與「利」,如上篇所說,「義」是指謀道,「利」是指謀生。君子生活在謀道(精神)的層次,看待任何事物,都以能否實現道德理想、意義價值為標準。小人生活在謀生(物質)的層次,看待任何事物,都以是否對自己有利為標準。儒家是否反對、排斥利?董仲舒說:「正其誼不謀其利,明其道不計其功。」義與利似乎不能並存。但此說其實是誤解,孔子說:「富而可求也,雖執鞭之士,吾亦為之。如不可求,從吾所好。」(《論語‧述而》)富貴、功利只有在與道義衝突時才不可求,如果不與道義衝突,則是可以、甚至應該追求的。儒家並不反對「利」本身,而是反對「私利」。義以仁為本,仁的涵義之一是「人我一體」,所以除了自己之外,君子也會從家人、國人乃至天下人的角度來考慮,同時照顧到人的物質與精神需求,找出其中的平衡點,以恰當的方式去滿足、實現。

  至於小人,則是凡事「只想到他自己」,甚至過度膨脹謀生需求,吃飽穿暖還不夠,還要名車豪宅,別人才會對他投以羨慕、崇拜的眼光,才有「面子」和「安全感」。為了爭奪有限的資源,權謀算計層出不窮,乃至犧牲身心健康也在所不惜。物質不斷在流轉、變化,其存在是有限、短暫的,無永恆的意義,以為自己可以長久佔有,只是一種虛妄的想法,到頭來仍是一場空,死了什麼也帶不走。將生命投入這種虛妄的追求是很可悲的,還是要及早醒悟,建立以「義」為本的價值觀,才是人生的正途。

2017年7月15日 星期六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2)

  子曰:「君子懷德,小人懷土;君子懷刑,小人懷惠。」(《論語‧里仁》)

  「懷」是念念不忘之意,表示動機、心態,用現代語言來說叫做價值觀。孔子說:「君子喻於義,小人喻於利。」(《論語‧里仁》)又說: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」、「君子憂道不憂貧」。(《論語‧衛靈公》)人生可分為物質(謀食)與精神(謀道)兩層次,當我們不具備充足的物質條件,無法養活自己時,謀生需求確實有迫切性,必須優先滿足。但當我們餓了有一碗飯吃,渴了有一杯水喝,累了有一張床睡,基本的生存需求滿足後,生活重心便應該轉移到精神層次的創造,從事對人我有益的道德事業、文化活動。財富只是幫助我們過得充實、快樂的工具罷了,不應該把財富本身當成追求的目標。

  君子與小人的差異在於:君子的想法、心態、價值觀以道義為主,生活中無論做任何事,皆從「道德理想」的角度來考慮。小人的想法、心態、價值觀以功利為主,生活中無論做任何事,皆從「是否對自己有利」的角度來考慮。「懷」就是一種長久養成的穩定價值觀。

  孟子說:「仁義禮智,非由外鑠我也,我固有之也。」(《孟子‧告子上》)君子「懷德」就是時時將我們本性中所有的仁、義、禮、智四種德性保存好,不變質、流失,遇事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。小人念念不忘的則是土地,土地可引申為居所,再引申為安適的生活;如現代人追求的五子登科:房子、車子、金子、妻子、孩子,「土」就包含房子、車子、金子。小人以追求這些物質條件為生活目標,得不到就終日惶恐不安。

  「懷德」是正面的誠意正心,「懷刑」則是反面的戒慎恐懼。君子「懷刑」是唯恐自己因為一念之差而誤入歧途、招來刑罰,故隨時要警惕小心。「懷惠」則如〈中庸〉說的:「小人行險以徼幸」,見到有利可圖,即使暗藏凶險也要去追求,抱著僥倖的心理,認為自己可以逃脫刑罰。如台灣近年來的食安風暴,不肖商人為了節省成本、增加利潤,在食品中添加傷害人體的化學物質,以為神不知鬼不覺,便是典型實例。追本溯源,都是心態、價值觀出了問題所致,可見建立正確的心態、價值觀是十分重要的。

2017年7月13日 星期四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1)

  子曰:「君子之於天下也,無適也,無莫也,義之與比。」(《論語‧里仁》)

  由本章來看,一般人認為儒家死守既定的社會規範,這完全是一種誤解。孔子說:「君子面對天下萬事,沒有一定要做什麼,也沒有一定不做什麼,完全看是否合乎『義』而定。」可見「義」才是做決定之前,衡量是否行動的判斷依據,而不是符合某種呆板的公式。物沒有生命,如電腦,可以完全依照使用手冊加以操控,其反應是固定的。儒家重視的是人際關係,人是活的,每個人隨著性格及情境的差異,遇到事情都有不同的反應,表現千變萬化,很難事先預料、掌控。這不是說天下事沒有是非對錯,在「公說公有理,婆說婆有理」之上,仍然有更高的「義」做為共通的判斷標準。但我們不能把「義」看得太死板,以為符合特定的想法、做法才是「義」,如此就曲解了「義」。

  「義」是什麼?一般人處理人際關係,往往不以「義」而是以「利」做為標準,對我有利的朋友才結交,對我不利的朋友則疏遠,甚至排斥、打擊他。或以感性的好惡為標準,「愛之欲其生,惡之欲其死」(《論語‧顏淵》),喜歡的人認為他什麼都好,不喜歡的人認為他什麼都壞,流於偏激。感性和功利都不是「義」,也不能形成有意義的人際關係。「義」以仁為本,雖然「義」並沒有清楚的方法或步驟,卻有個大前提,就是你的一切行動都要出自良心、愛心;也因為你是從愛心、善意出發,才能夠敏銳感應對方的生命狀態及當前所處的存在情境,從而做出最恰當的選擇、判斷。「義」就是合宜之意。仁義皆從心上說,心雖然屬於感性,但並非主觀的偏見或好惡,而是普遍、客觀的,可說是一種大愛。仁與義的差別在於:「仁」是純內在,是對人一視同仁的一點善意。「義」則牽涉到具體的人事物,相較於仁為外在。「禮」外在化、客觀化的程度當然更強。

  本章還有兩點可補充:一是每個生命與存在情境都是獨一無二,即使是同一個人處在同一種情境下,對事情也未必有相同的感受及反應。所以我們應該依照當下的狀況,創造出新的方式來與他互動。即使前人摸索出一些在大多數狀況下適用的方法(如前文說的「禮」),也只能做為參考,無法完全套用。二是佛道兩家也強調不落入對立的兩端,才能臨機應變;如莊子的「莫若以明」(《莊子‧齊物論》),和孔子「無適無莫」、「無可無不可」有相通之處。但道家只重視心的自由、活潑這一面,並不像儒家是以「仁心」,也就是對人乃至天地萬物的愛、熱情、動力為本,兩者仍有差別。

2017年7月11日 星期二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0)

  子曰:「富與貴,是人之所欲也,不以其道,得之不處也。貧與賤,是人之所惡也,不以其道,得之不去也。君子去仁,惡乎成名?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,造次必於是,顛沛必於是。」(《論語‧里仁》)

  本章可分為兩段,第一段從「富與貴」到「得之不去也」是討論「取捨」,第二段從「君子去仁」到「顛沛必於是」是討論「存養」。取捨偏重外境,存養偏重內心,但心境又是交互為一體的。君子之所以為君子的本質就是仁,取捨或存養皆是以仁為本,仁既是心又是理,既是道德實踐的根據,又是形而上的本體,仁心、仁理、仁道、仁體其涵義是一。

  取捨的重點在「欲惡」,即喜歡或討厭。「富」是有錢,「貴」是有權。孔子並不排斥富貴,他認為人追求富貴是一件自然的事。不只是小人想要富貴,就連君子實現愛人的理想,也多少需要一些現實條件,做為行道的憑藉。所以說富貴是人人都想要的。但人往往會被物質條件牽著鼻子走,忘了這只是憑藉或工具,有富貴固然很好,沒有也無所謂,並不會對君子愛人的心願構成妨礙。所以孔子提醒我們時時莫忘初衷,對於用不合理、不正當的方式獲取的富貴,即使心裡想要,也應該立刻拒絕,才不會在不知不覺間,內心受到欲望的引誘而走偏。貧賤也是一樣,雖然人人都討厭,尤其每天進德修業的君子,更容易不服氣,覺得我已經這麼努力了,為何上天對我如此不公平?但人生的意義、價值完全不必建立在貧富、貴賤等外在際遇,而在於你有沒有一顆愛人的心。如果有,即使處在極端困苦的環境(如集中營),依舊能夠心安理得,不會為了脫離貧賤而做出一些不合理、不正當的事。

  君子之所以為君子,就在於能夠時時檢查自己的仁心、愛心還在不在?夠不夠純粹?有沒有偏差?如果有,心才能夠發揮感通的能力,遇事做出合理的判斷,待人準確拿捏分寸。對富貴、貧賤的取捨是來自內心的存養,存養則要靠平日的累積,所以說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」,也就是時時刻刻都要做工夫,即使是一頓飯這麼短暫的時間,工夫也不能間斷。什麼樣的工夫?就是持守住仁心、仁理、仁道、仁體的工夫。怎樣才算是工夫純熟?孔子提出「造次」與「顛沛」兩種特殊情境,做為檢驗標準。「造次」是急遽苟且之時,即突然發生的變故或無足輕重的小事。「顛沛」是傾覆流離之際,即經歷長久的磨難或流離失所。在這兩種情境下,依然保持純淨的愛心,過濾掉私心、欲望等雜質,才算是通過考驗。仁的工夫是內心的存養與外在的應事接物兼備的。

2017年7月8日 星期六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09)

  儀封人請見。曰:「君子之至於斯也,吾未嘗不得見也。」從者見之。出,曰:「二三子何患於喪乎?天下之無道也久矣,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。」(《論語‧八佾》)

  「儀」是地名,在衛國。「封人」是掌封疆之官。「君子」指當時賢者。儀封人雖然官位不高,但只要有賢者前來,儀封人必定會親自求見,向賢者當面請教,賢者也樂於接見他。可見儀封人頗有識人之明,頻率和賢者相契合,故能夠聊得來。孔子是知名的學者,有一天路過儀地,儀封人自然要把握機會,請孔子身旁的弟子(從者)幫忙引見。

  《論語》並未詳細描述儀封人和孔子見面的經過,只記錄了見面後儀封人發表的評論。想必在見面時,儀封人觀察的不只是孔子的言語、表情、姿態、動作,更從這些外在表現,感受到孔子是一個「純亦不已」的德性生命,深深觸動儀封人的心,才有以下評論:「同學們啊!你們何必擔憂老師離開魯國、不受重用呢?天下無道已經很久了,如果上天有意撥亂反正,一定是以你們老師做為宣揚教化的典範啊!」「木鐸」是金口木舌的銅鈴,古代施政教時召集群眾所用。

  儀封人為什麼如此確信?〈中庸〉說:「天命之謂性。」這「性」依照孟子的說法,就是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四端之心,發而為仁、義、禮、智四種德性,這些都是「天之所與我者」,是上天賦予每一個人的。《論語》的學問是成人之學,「有道」、「無道」不是看人的外在表現,而是一個人有沒有把他內在的良心善性充分發揮實現出來,如果有,才算是人;不然即使人模人樣,也只是衣冠禽獸罷了!春秋時代正是一個「人不像人」的時代,所以說無道。儀封人之所以被孔子感動,重點不在於孔子的學問淵博、禮儀周到,而是孔子身上確實有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,舉手投足之間,自然能讓人感受到仁慈、寬厚、謙遜的風範,如同春風化雨。

  但以上所說的天命之性,屬於「理」的層次;至於現實上能否獲得別人的賞識、支持,而將道德理想推展到全天下,則是「氣」或「命」的問題。理就在人心中,只要反躬自省、向內心探求就可以找到;但「氣命」的部分,涉及到人與人之間複雜的互動,就要靠時機或條件配合。即使孔子已經將生命修養到99%的純淨境界,也無法保證別人跟他一樣,只能靠每個人各自努力。雖然孔子在世時並未獲得重用,但身為君子,本來該將重心放在自身的修養,對於外在的遭遇或條件則全盤接受,隨緣運用或改造而不必執著。這就是〈中庸〉說「君子居易以俟命」的道理。只要人對道德理想還有所嚮往,孔子的學問就永遠有其價值,只是盛世實現的程度高,亂世實現的程度低罷了,這對於孔子的學問又有什麼妨害呢?

2017年7月7日 星期五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08)

  子曰:「君子無所爭,必也射乎!揖讓而升,下而飲,其爭也君子。」(《論語‧八佾》)

  為什麼「君子無所爭」?因為君子凡事但求問心無愧、依理而行,其生活重心放在精神層面的提升。有限的物質或資源才需要爭奪,因為數量稀少,你有我就沒有,用現代語言來說叫做「零和」遊戲;道德修養、精神價值本質上屬於無限,不僅不需要爭,而且愈多人追求愈好,是「雙贏」遊戲。「道德」是行道而有得於心,「道」就像一條大路,你可以走過來,我可以走過去,彼此不相妨害。又如現代的網際網路,只要每個人分享自己擁有的一點內容,網路上就有無窮無盡的資源供人取用,這些都是不需要爭的。當然道德修養也有境界的高低,而有聖人、賢人、君子、善人等分別,但達成何種境界,每個人只能反躬自省、捫心自問,不必拿自己的修養成果去跟別人炫耀、比較,所以也沒什麼好爭。

  但人並不是只活在純精神的境界,現實上還是會遇到一些狀況,無法同時滿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不得不爭。孔子就舉「射禮」為例,說明面對競爭應有的態度。射禮可分為大射、賓射、燕射、鄉射四種,其中「大射」是天子、諸侯祭祀前選擇參加祭祀人而舉行,「鄉射」是地方官為薦賢舉士而舉行。故這兩者可看成是一種特殊榮譽或人才選拔的方式,由於名額有限,參加者自然要摩拳擦掌,全力爭取。但即使是這種不得不爭的場合,重點仍然不在於較量技巧的優劣、力量的強弱,而是透過競賽,磨練、砥礪自己的心性。這一點從射禮的程序即可看出,比賽前選手要相互作揖,表示禮讓,然後升堂射箭。射箭完畢下堂,勝利者請失敗者飲酒。這些儀式都是要培養「勝不驕、敗不餒」的運動家風範,克制人性誇耀武勇的自然傾向,藉由競賽達成提升品德、移風易俗的效果,可稱為「君子之爭」。

  孟子也說:「仁者如射,射者正己而後發,發而不中,不怨勝己者,反求諸己而已矣。」(《孟子‧公孫丑上》)射箭是跟自己比,不是跟別人比,如果屢射不中,也只能自我檢討、反省,是不是一開始瞄準的時候就有偏差。道德修養也是如此,如果感動不了別人,應該回過頭來查證自己的存心是否端正、動機是否良善,而不是一味抱怨、責怪別人。射箭雖然是競爭,從中也可以體會出「反求諸己」的道理呢!

2017年5月30日 星期二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07)

  子曰:「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。」(《論語‧為政》)

  「周」是普遍、全面。君子博愛眾人而不結黨營私,小人結黨營私而不博愛眾人。君子與小人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呢?因為君子是「把所有人當人看」,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。之所以能夠一視同仁,又是因為人之性善,每個人都有一顆仁心。雖然仁心呈現的程度有高低,但在人性深處、根源處的那點愛心、善意是相通的。「人之性善」蘊含兩義:第一是人本身就有價值,人的價值不受外在條件(如貧富、貴賤、美醜、壽夭……)決定。第二是每個人的價值都是平等的。君子正是因為自覺到仁心的存在,所以能同等肯定、尊重每一個人。雖然從事實上來說,君子的知識、能力及掌握的資源仍屬有限,未必能滿足每個人的需求,需要一定的程序、步驟,由近及遠,由個人、家庭到社會,慢慢擴充愛的範圍。但這只是現實上的不得已,不代表儒家只關心家族或小團體。相反地,因為君子有大公無私、人人平等的胸懷,在資源的分配、運用上才能盡量求合理,不偏袒特定的個人或團體。

  相對來說,小人就是「把一部分人當人看」,這一部分人便是與自己相同的人。與自己不同的人,則「非我族類,其心必異」,皆列為排斥、打壓的對象。小人因為欠缺仁心的自覺,故對人的看法是從現實條件來判斷人的價值。因為不相信人之性善,從現實面來說,認同、支持自己的人當然愈多愈好,在資源的競爭上才能佔有優勢,將對手擊垮。所以小人會刻意拉攏、偏袒「自己人」。「認同、支持自己」是從種種有限、有形的條件上說,首先是為了自己的方便或利益,更深一層則是堅持自己牢固的思想觀念、行為模式,不願配合、了解別人。總之小人是「以自我為中心」或自私自利的,小人結成的團體一時之間看起來似乎也很緊密,但一旦遭遇利益衝突,甚至一言不合,便會破裂瓦解,甚至反目成仇,故並不是真實而有意義的人際關係。

2017年5月14日 星期日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06)

  子貢問君子。子曰:「先行其言,而後從之。」(《論語‧為政》)

  由本章可看出:儒學是以實踐、體驗為本的學問。「言」是知識之學,知識之學可以先建立一套理論、常模、公式,依照一定的程序、步驟去反覆操作,會得到穩定、可靠的結果。如科學家作實驗,便是典型的知識之學。但儒學是生命之學,涉及「人」這個最不穩定、變化最大的因素。人有其情感、意志,頂多只能歸納出整體的趨向,無法精準預測個人在當下每一刻的反應。

  但生命之學也並不是「公說公有理、婆說婆有理」而流於主觀,雖然每個人的想法、感受、性情有很大的差異,但都有「行道」或「成為君子」這共同追求的目標,只是順應個別差異,可採用不同的方法、途徑達成目標。「道」不在心外,日常生活的實踐,自然會感受到一言一行是否合乎道。「道」落實在人心中便是「仁」,「君子去仁,惡乎成名?」(《論語‧里仁》)時時以純淨無私的愛心來衡量、要求自己的言行,才稱得上君子。純淨無私的愛心就不是外在的公式或規範,而是個人內在的體驗。只有在具體、實存的情境當中,不斷摸索嘗試,從做中學,才能慢慢找出實踐愛人之道的恰當方式,無法事先預測。

  子貢請教老師如何作一位君子,孔子回答:將自己理解的道理實行出來,再去講述這些道理。雖然行道是以內心的體驗為本,但孔子並未教人不讀書,還是可以從書本上或前賢的言行中吸收經驗,做為參考。但理解、掌握書中的知識,也只是頭腦、概念思辨上懂,感受不深、體驗不切。前賢的經歷也不會和自己面臨的處境一模一樣。書上寫的往往和事實有落差,一定要親自去做,才算是真正了解、體會道理,將道理的精微、奧妙處充分開發出來。如果自己沒有深切的體驗,只是將古書的內容作歸納整理、模仿抄襲,便違反了儒學的宗旨、目標。

  以上所述也不是叫人不要著書立說,而是言說要以實踐、體驗為根據,知行並進,言說才有可靠性,才合乎時代的需要,也才有動人的力量。須知言說容易,親身實踐才困難,如《尚書‧說命》云:「非知之艱,行之惟艱。」孔子之所以如此告誡子貢,便是因為子貢常好高騖遠,話說得太誇張,如以「博施濟眾」詮釋仁,令人感到難以實行;還不如老實用功,「能近取譬」。(《論語‧雍也》)孔子這句話也不是只針對子貢,任何人都會犯這種偷懶的毛病,只有「坐而言」忘了「起而行」。這一章是值得我們念茲在茲,隨時自我提醒的。

2017年5月7日 星期日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05)

  子曰:「君子不器。」(《論語‧為政》)

  「器」是工具,「不器」是不把自我當工具。凡工具皆屬有限,自我或心靈的本質卻是無限,兩者不宜混淆。「把自我當工具」又可分為兩類,一是以角色扮演為我,二是以氣質形軀為我。

  人有兩重身分:人的身分與角色扮演的身分。「角色扮演」是在體制運作、職業分工底下,對外在行為給予明確的規定。只要你盡到該職位或角色應盡的義務,就能夠享有應得的權益,不涉及每個人獨特的感情與價值觀。甚至為了讓社會運作的效率最大化,還要刻意排除內心的感受,盡量保持客觀,才不會引起紛爭。每個人擅長做的事情不一樣,所以角色扮演也有適不適合的分別,適合做工程師的人不一定適合當醫生,醫生也不一定適合當政治人物,所以說有限。無論扮演哪種角色,都是為了讓社會順利運作,只利用某一方面的特殊能力,忽略人性中的其他內涵。但人並不甘於做角色扮演,下班後還是要回歸「人」的生活,做一個有血有肉、有想法與感受的人。「把自我當工具」是過度認同專業能力、工作職務,乃至由此衍生出的名利權位為我,忘掉了做為人的身分,造成人性的壓抑與苦悶。

  下班後與家人、朋友、另一半相處時,人比較能夠摘下角色扮演的面具,展現真實的自我或完整的人性。但此時又會遇到一個問題:以氣質形軀為我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、感受、習慣,但不同的想法、感受、習慣未必相容。由於取消了體制上的規定及保護,在共同生活時,就容易起摩擦、衝突。所以我們不能侷限在自己的想法、感受、習慣當中,而應該以「仁心」為我。仁心指向的是人我合一、心靈相通的境界,以仁心為主,個性或價值觀是為了成全人與人之間的相親相愛;不宜太堅持自己的個性或想法,反而犧牲了真感情。

  上述的說明並不是叫人待在家裡不要上班,也不是要人當一個沒有脾氣的好好先生。人還是可以(也必須)參與體制運作,扮演好自己身為社會一分子的角色;還是可以有個人獨特(甚至強烈)的想法與感受。孔子只是提醒我們不要被這些角色扮演或氣質形軀給套牢,以仁心為本,角色扮演或氣質形軀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,不致成為限制負擔。「不器」的「不」不是否定而是超越,仁心與器用是可以並存的。

2017年4月16日 星期日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04)

  子曰:「君子食無求飽,居無求安,敏於事而慎於言,就有道而正焉,可謂好學也已。」(《論語‧學而》)

  本章孔子提出的五件事,雖然屬於具體行為的指點,但都是以同樣的心態為根本。我們不能只是模仿表面的行為,背後的心態才是重點。這心態即孔子說的:「君子喻於義,小人喻於利」、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」(《論語‧里仁》)。

  「食無求飽,居無求安」,字面上的解釋、翻譯是「吃飯不一定要吃飽,住的房子不一定要舒服」,難道孔子提倡貧窮,要我們吃飯只吃八分甚至五分飽,住進簡陋的屋子裡嗎?可見只從字面上理解是很荒謬的,這兩句話的重點應該是:君子將生活重心放在精神、心靈層次,故對吃大餐、穿名牌、住豪宅、開跑車等物質層次的享受,自然而然不感興趣;不是刻意追求貧賤,但如果不幸遭遇貧賤,君子內心的快樂也不會改變,這才是孔子要說的。

  「敏於事而慎於言」是就一般人常犯的過錯給予指點,一般人經常說得多而做得少,但君子或儒學的重點在於實踐而非空談,做到才算數。無論言語或行事,都是從內在的真誠出發,所言所行無非為了實現愛人的理想。俗話常說「勤儉是美德」或「謹言慎行」,廣義來說也不算錯,但並沒有把背後的心態講清楚,容易產生誤解。如「勤儉是美德」,難道是要每天打拚賺錢,對任何花費都斤斤計較嗎?「謹言慎行」是為了明哲保身,以免招來別人嫉妒、攻擊嗎?像這樣的理解都會有一些問題,問題就在於沒有把「愛人的理想」或「道義」等精神價值當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事,還是出於私利的考量。我們在解讀「敏於事而慎於言」乃至《論語》其他篇章時,也應該把握根本心態,不要有模糊或錯誤的理解,才能豁顯君子的本質。

  「就有道而正」是在謹言慎行後,親近有道之人,向他請教,以修正自己的過失。道德實踐雖然是自己的事,但人難免有盲點,透過良師益友的角度,客觀地檢視自己,也是很重要的。無論是消極地過儉樸生活,減少物質享受,將資源用來促成人與人的相愛;還是積極修養自己,少說傷人的話,多做愛人的事,積極、主動、無私地關懷別人;又或者親近良師益友,不斷學習成長。其核心是一貫的,皆是為了實現愛人之道。能隨時以此為生活目標,孔子認為這才算好學。

2017年4月15日 星期六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03)

  子曰:「君子不重則不威,學則不固。主忠信,無友不如己者。過則勿憚改。」(《論語‧學而》)

  本章可分為三節,「君子不重則不威,學則不固」是由外而內,「主忠信,無友不如己者」是由內而外,「過則勿憚改」則是在學有小成後精益求精。「不重則不威」表示從君子有莊重、嚴肅的言行舉止,可推知他的內心是認真慎重的。外在的行為與內心的想法會互相影響,如果一個人態度輕浮,說話常油腔滑調、巧言令色,即使一開始心中對別人抱有幾分敬意,也會慢慢流失,所以說「學則不固」。沒有人喜歡被別人以不誠懇、不尊重的方式對待,故我們也要勉勵自己,隨時注意言行舉止,拿出真心誠意與別人相處。孔子的「學」並非學習一套理論知識,而是學習如何待人接物。

  孔門之學以內在的真誠為主,而這真誠又可分說為忠、信兩端。程子說:「盡己之謂忠,以實之謂信。」用白話文說,「忠」是愛心或動機面,做任何事有沒有盡心盡力、全力以赴去完成?還是草率應付、敷衍搪塞?拿出全副精神氣力,才算是真誠。但只有用心還不夠,還要問事情有沒有做好?和別人相處時,對方能否感受到你的體貼關懷?「信」是愛能或結果面,有真實、可靠、有效的結果,才算是圓滿。愛心與生俱來、不假外求,「我欲仁,斯仁至矣」,只看一個人願不願意覺悟;愛能則要靠後天培養鍛鍊,不斷學習成長。

  「主忠信」是自我修養,但人力有限,有時仍需要靠朋友從旁提醒,「以友輔仁」。從忠信出發,我們應該結交怎樣的朋友呢?孔子說「無友不如己者」,字面上的解釋是「不要和比不上自己的人做朋友」。但這裡的「不如」應從動機而非結果上說,如果從結果上說,德行或才學不如我的人,我不和他做朋友;德行或才學比我好的人也認為我不如他,不和我做朋友;豈不是每個人都沒有朋友了?所以從結果上來解釋是不通的,「不如」應該從有沒有真心誠意來看,如果對方沒有拿出和我一樣的真心誠意來對待我,做朋友也沒有意思,道不同不相為謀。

  經由上述內外兼修的過程,應可養成健康的人生態度。但日常生活的煩惱就在於「大過不犯,小過不斷」,總難以盡善盡美。所以孔子最後勉勵我們勇於改過,「勿以善小而不為,勿以惡小而為之」。不要因為有點成果就自滿,認為小過無傷大雅,害怕面對自己的缺點,替自己找藉口。精進道德修養,生命才能不斷向上提升;反之則如逆水行舟,不進則退。

2017年4月9日 星期日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02)

  有子曰:「其為人也孝弟,而好犯上者,鮮矣;不好犯上,而好作亂者,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,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,其為仁之本與!」(《論語‧學而》)

  現代人常誤解「孝」的意義,認為兒女遵守、順從父母定下的規矩就是孝,而有「孝順」之說。「孝」遂不知不覺變質成權威,令人排斥反感,連原本「孝」的意義都失去了。其實無論是哪一種人際關係,最根本的動力就是愛(仁心),只是對父母稱為「孝」,對兄弟姊妹稱為「悌」罷了,不宜將「孝」與服從權威混為一談。「不好犯上、作亂」在古代的情境下,雖然是指服從君主或政府的命令,但儒家也不是愚忠,如果與君主理念不合,仍然要勇於勸諫,甚至辭職抗議。故在現代的情境下,「不好犯上、作亂」可理解為對道理或正義的堅持。由於家人共同生活在一起,所以對家人我們可以直接去愛;但對社會大眾就不行,必須透過客觀的體制運作間接地愛人。仁心優先於義理,如果在家裡懂得如何愛人,在社會上做事就比較不容易(非絕對)有自私的想法,而破壞公平正義。

  「君子務本」,「務」是重視、努力之意。「本」有好幾種意思,如理論分析之本、實踐歷程之本、實存體驗之本等。「孝悌為仁之本」的「為仁」應解釋成「行仁」,即就仁心的推擴來說,孝悌是實踐歷程的第一步,親親(愛家人)才能仁民(愛社會上的每一個人)、愛物(愛天地萬物)。「孝悌為仁之本」解讀成理論分析之本是不通的,如前所述,仁心已經是一切人際關係的根本,不能再有更高的根本,孝悌只是仁心的發用。

  孝悌雖然只是愛人之道的第一步,但這一步卻有特殊的意義。孟子說:「孩提之童,無不知愛其親者;及其長也,無不知敬其兄也。」(《孟子‧盡心上》)愛親敬長是不學而能、不慮而知的良知良能,孩童雖然沒有孝父母的能力,但此時「心靈的母火」就已經被點燃了,不僅有愛父母的心,也從父母那裡接受無條件的愛,相信自己是值得被愛的;且從愛父母出發,推己及人,願意主動去愛人。所以家庭中如何維持住「心靈的母火」是很重要的,如果小時候缺乏無條件的愛,長大以後容易對人抱持懷疑、不信任的態度,要靠自己重新點燃母火、培養愛與同理心比較困難。這是儒家重視家庭教育的原因。

2017年4月6日 星期四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01)

  子曰:「學而時習之,不亦說乎?有朋自遠方來,不亦樂乎?人不知而不慍,不亦君子乎?」(《論語‧學而》)

  「學」有「覺醒」與「效法」兩義,學的重點在於良心充分覺醒,發揮愛人的動力。但人心不免被偏見、私欲、習氣所障蔽,故還要向古聖先賢、良師益友學習,檢視自己的觀念和行為有無過失,以免自以為忠於良心,卻有細微的障蔽而不自知。當然兩者還是以覺醒義為主,效法義為輔。道德實踐是每個人自己的事,自己的狀況只有自己清楚,別人的建議僅供參考。無論是哪一種意思,「學」都不宜解讀成對客觀知識的學習。因為儒家是成德之教,《論語》是成人之學,即「如何從事道德修養與實踐,樹立理想人格」的學問,如果將「學」解讀成學知識,就偏離了孔子的原意。儒家當然不反對廣泛學習知識,但知識要促成人與人之間的相親相愛才有意義,並不是為知識而知識。

  「時」有「時常」與「時機」兩義,「習」有「實踐」與「溫習」兩義,故「時習」有時常實踐、時常溫習、及時實踐、及時溫習等含意。「時常實踐」是良心隨時覺醒並落實在生活中,才算是懂得孔子的道理。「及時溫習」是在良心迷失時,溫習前賢的道理有助於穩住自己的心情。「時常溫習」和「及時實踐」是平日努力學習道理,對道理了解得愈多,也就愈能在恰當的時機、選擇恰當的方式,將良心、愛心表現出來,有愛心卻不懂得傳達,別人也感受不到。

  能夠「學而時習之」,心中自然會升起生命成長的喜悅;生命散發出的光輝和熱度,自然會吸引、感召志同道合的朋友前來,共同切磋、琢磨學問,一片和樂融融。「悅」是就自我來說,「樂」是就人我交往來說。以上是正常狀況,但如果自己努力從事道德修養與實踐,卻仍然無人欣賞、聞問,又該怎麼辦?孔子認為:即使別人不了解、肯定我,我也不會感到生氣、難過,才是真正的君子。可見君子的品德不是做給別人看的,努力修養、實踐本身就有意義,不需要靠好結果(如別人的肯定)來支持。能夠自得其樂,在學習中體會到無窮的喜悅和樂趣,就算終身孤獨,人生也過得充實而沒有遺憾了!

  「學而時習之」屬於內聖面,「有朋自遠方來」屬於外王面,「人不知而不慍」則規定了兩者的本末關係,以內聖為本、外王為末。「內聖外王」就建立起儒學的綱領。

2017年3月26日 星期日

儒道日記 (55) 不抱希望愛人

  創作歌手張懸曾經說過一段很經典的話:「我的朋友曾告訴我,認識一個人最好的方法,就是不抱希望地去愛他。後來我說,認識自己最好的方法,就是不抱任何希望地去愛一個人。包括你自己。」這段話可以濃縮為六個字「不抱希望愛人」,儒家的核心要義在「愛人」,道家的核心要義在「不抱希望」,儒道是一體的兩面,這六字箴言也是我們要隨時謹記在心、念茲在茲的。

  為什麼道家的核心要義是「不抱希望」?不妨用老子在修養工夫上最重要的兩句話來說明,第一句是「致虛極,守靜篤」(《老子‧第十六章》),第二句是「為學日益,為道日損,損之又損,以至於無為」(《老子‧第四十八章》)。老子要「虛」、要「損」的是什麼?就是我們做任何事情時,內心懷抱的希望、期待,期待獲得特定的結果。我們對任何事物都會擅自貼上價值判斷的標籤,認定成功是好,失敗不好;有錢是好,沒錢不好;活著是好,死亡不好。頭腦被這類想法困住,執著特定的結果,情緒也隨之起伏。如果能撕掉標籤、化除執著,心靈就能夠自由自在、不受拘束,達到「靜」、「無為」的境界。

  為什麼價值判斷的標籤是我們擅自貼上的?因為我們做任何事的「當下」就有意義,不必靠未來的好結果來證明這件事的價值。如父母愛兒女,關懷、照顧兒女本身就有意義,不是想著兒女有一天會回報父母。如果父母計較兒女以後會回報多少,愛就有目的而變質了。「生而不有,為而不恃,長而不宰」(《老子‧第五十一章》)才合乎天道的精神。

  儒家的核心要義在「愛人」,但如何愛人?或許要以「回歸自我」的方式來愛人。這說法乍聽之下有些矛盾,一般人將自我與別人視為對立的兩端,回歸自我又如何能愛人?我想可以舉兩個小故事來說明:

 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:「如殺無道,以就有道,何如?」孔子對曰:「子為政,焉用殺?子欲善,而民善矣!君子之德,風;小人之德,草;草上之風,必偃。」(《論語‧顏淵》)子產聽鄭國之政,以其乘輿濟人於溱、洧。孟子曰:「惠而不知為政,歲十一月徒杠成,十二月輿梁成,民未病涉也。君子平其政,行辟人可也;焉得人人而濟之?故為政者,每人而悅之,日亦不足矣。」(《孟子‧離婁下》)

  一般人認為愛人就是滿足對方的需要,如餓了給他一碗飯吃、渴了給他一杯水喝,就是愛人了。依照這標準,子產經常將自己的船借給民眾過河,應該算是很懂得愛人吧?但孟子卻批評子產「惠而不知為政」。無論是正面的愛人(如子產),還是反面的愛人(如季康子以嚴刑峻法禁止百姓做壞事),同樣是在枝微末節上打轉。社會上需要幫助和處罰的人都是無窮無盡,我們根本無法一一去處理,儒家講的愛人不是這個意思。孔子說「風行草偃」,孟子說「君子平其政」,愛人要先回歸自我,培養自己的德性,做好分內該做的事(如造橋讓人民行走),別人自然會追隨你。不是直接討好或控制別人,而是從自己出發,散發出正能量,慢慢感動、影響別人,這種「間接」愛人才是儒家的本義。

2017年3月19日 星期日

儒道日記 (54) 心靈相通的理想與現實

  子曰:「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」(《論語‧子路》)人與人的相處雖然有各種型態,如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,但都是以和諧為理想。和諧就是一方面人與人的心靈能夠相通,另一方面又能尊重彼此的差異,這只有人格成熟的人(君子)才能做到。相反地,小人常拘泥於形式,強求表面的一致,壓抑了彼此在想法和感受上的差異,導致心靈無法相通。

  為什麼人與人的心靈能夠通而為一?這是因為人心本來就有這樣的要求與動力,如王陽明說:「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,非意之也,其心之仁本若是,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,豈惟大人,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,彼顧自小之耳。」(〈大學問〉)心靈相通有幸福感,人格獨立有尊嚴感,幸福感、尊嚴感是人人都想要的,兩種感受兼備就是和諧。和諧又以「內在的真實」為基礎,這在〈中庸〉稱為「誠」,《論語》稱為「忠信」。要了解儒家的人際關係,就必須先把握「和」、「仁」、「誠」的含意。

  以上是就理想面來說,現實上即使我們願意去了解別人,對方也不一定有意願或能力與我們做心靈的交流。這時我們還是要先回歸自我,如孔子說:「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不知人也。」(《論語‧學而》)「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其不能也。」(《論語‧憲問》)「不患莫己知,求為可知也。」(《論語‧里仁》)不需要擔憂別人不了解我,該擔憂的是自己有沒有充分的德行、能力和識人之明。

  「患」就是很在意一件事,專注努力去做之意。因為別人的想法、感受和行動並不是自己能夠完全掌握、控制的,我們能夠掌握、控制的只有自己。將重心放在自己無法掌握、控制的人事物,只會焦慮不安、自尋煩惱;相反地,將重心放在自己身上,即使現實上與別人的溝通不一定有結果,但起碼過程中德行與能力日漸增長,生活充實豐富,對自己也就更滿意。人生要活得快樂,將重心拉回到自己身上是必要的。

  其次有「識人之明」也很重要。雖然從人性深處看,人人都有一顆無私愛人的善心,但保存善心、發揮愛心的程度,每個人都不同,所以有君子、小人的差別。君子雖然應該愛人,但如果盲目付出關心,而不懂得拿捏分寸、分辨對象,恐怕會助長小人自私自利的壞習慣,反而失去愛人的意義。有人曾經問孔子對「以德報怨」的看法,孔子回答:「何以報德?以直報怨,以德報德。」(《論語‧憲問》)別人如果因為愛心、善心流失掉了,對我們只有二十分甚至零分以下的好,我們就不應該對別人付出一百分的關心,而只須給予六十分的基本尊重。等到別人恢復愛人的能力,對我們有八、九十分的好,我們再毫無保留地付出。如此才能鼓勵對方主動愛人,才不會養成不勞而獲、坐享其成的心態,這才是「愛人以德」。

2017年3月12日 星期日

儒道日記 (53) 心理上的寡欲

  孟子說:「養心莫善於寡欲。其為人也寡欲,雖有不存焉者,寡矣。其為人也多欲,雖有存焉者,寡矣。」(《孟子‧盡心下》)老子也說:「見素抱樸,少私寡欲。」(《道德經‧第十九章》)可見「寡欲」是儒道兩家共通的工夫。欲望可分為生理與心理兩種,生理欲望是感官對外物的逐求:「耳目之官不思,而蔽於物。物交物,則引之而已矣。」(《孟子‧告子上》)孟子稱為「從其小體」。

  心理欲望如老子說的:「寵辱若驚,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若驚?寵為下,得之若驚,失之若驚,是謂寵辱若驚。」(《道德經‧第十三章》)別人的注意、肯定、讚美、付出是寵,別人的忽視、否定、批判、收回是辱,一般人都喜歡「寵」討厭「辱」,如臉書上貼文按讚的人愈多愈好,旅遊、吃大餐也一定要拍照、打卡、上傳,才能讓親朋好友羨慕。但老子卻提出警告,「依賴、渴望別人的評價或回應」這種心態是很危險的,因為別人的評價或回應沒有一定,今天將你捧上天,極盡奉承討好;明天可能將你打入冷宮,貶得一文不值。如果太在意別人的反應,心情便會時時驚恐,擔心得不到別人的注意、肯定、讚美、付出,就算得到了也害怕有一天會失去,所以說「寵辱若驚」。

  孟子也說:「欲貴者,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貴於己者,弗思耳矣。人之所貴者,非良貴也。趙孟之所貴,趙孟能賤之。」(《孟子‧告子上》)希望被重視、肯定,獲得尊嚴感、價值感,這是人人都有的想法。但尊嚴感、價值感不應該由別人給予,別人給予的尊嚴感、價值感也不是真正的尊嚴感、價值感,因為別人既然能給予,也隨時可以收回,這是不可靠、不穩定的。真正的尊嚴感、價值感應該由自己提供,自己重視、肯定自己。但人為什麼能夠自我肯定?這是因為在「小我」之上,還有更可貴的「大我」存在。大我就是上天賦予每一個人的仁義之心,從這個角度看,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,不必由誰來肯定誰。只要向內探求、找回本心,就可以自我肯定,無須向外追求。

  其實老子也懂得大我和小我的區別,所以說:「何謂貴大患若身?吾所以有大患者,為吾有身,及吾無身,吾有何患?」(《道德經‧第十三章》)「身」即小我,這裡並不是說人有身體、小我或欲望是不好的,而是欲望的過度擴張,容易令人忘記大我的存在,無法自我肯定。孟子和老子都有「心」的觀念,心即大我。只是道家的心是虛的,老子說「虛其心」(《道德經‧第三章》),又說「聖人無常心」(《道德經‧第四十九章》)。道家的工夫在於回歸純粹的自我或自由,但真我究竟有什麼內涵、自由要用來做什麼,道家暫時不討論。儒家則一定要說真我的內涵、自由的用處是「仁者愛人,有禮者敬人」(《孟子‧離婁下》),亦即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關懷與尊重。如此心靈才能夠日漸充實光輝,而有及物潤物、參贊化育之用。

2017年2月28日 星期二

儒道日記 (52) 從孟子思想看人際關係

  孟子曰: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,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,以禮存心。仁者愛人,有禮者敬人。愛人者,人恆愛之;敬人者,人恆敬之。有人於此,其待我以橫逆,則君子必自反也:『我必不仁也,必無禮也,此物奚宜至哉?』其自反而仁矣,自反而有禮矣。其橫逆由是也,君子必自反也:『我必不忠。』自反而忠矣。其橫逆由是也,君子曰:『此亦妄人也已矣。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?於禽獸又何難焉!』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,無一朝之患也。乃若所憂則有之。舜人也,我亦人也;舜為法於天下,可傳於後世,我由未免為鄉人也,是則可憂也。憂之如何?如舜而已矣。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。非仁無為也,非禮無行也。如有一朝之患,則君子不患矣。」(《孟子‧離婁下》)

  從人際關係來看,孟子這段話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。首先「愛人者人恆愛之,敬人者人恆敬之」這句話一定有人反對,世界上不合理的事情太多了,即使你對別人掏心掏肺、兩肋插刀,赴湯蹈火、在所不辭,也不能保證別人會以同樣的態度和行為回應你。社會上到處都是忘恩負義、冷血無情的人,孟子即使不是胡說八道,至少也是太過天真浪漫、不切實際的見解,以孟子的智慧難道看不出這一點嗎?

  要回答這問題,我認為可回到孟子思想的核心觀念「性善論」來看。孟子一開始說: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,以其存心也」,從這前提出發,「愛人者人恆愛之,敬人者人恆敬之」可能是從動機面(存心)而非結果面來看。孟子只是說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根本願望:「願人人都有愛人、敬人的能力,每個愛別人、尊重別人的人,也都能獲得同等的愛與尊重。」這是人人由衷嚮往的理想,但這理想在現實上能不能實現,則是另一個問題。也許現實上這願望實現的程度只有百分之一,百分之九十九都不符合,但這並不妨礙人心中有此願望。

  孟子早已想到現實上的困難,故自行提問:「有人於此,其待我以橫逆。」「橫逆」是蠻橫不講理的行為,如果別人對我不好,我該如何面對?依照儒家的精神,「行有不得,反求諸己」,要別人愛我、敬我,自己也得先愛人、敬人才行。所以孟子以三件事自我反省:第一是不仁,不關懷對方;第二是無禮,不尊重對方;第三是不忠,關懷與尊重都要發自內心,「不忠」即不真誠之意。如果自己已經做到關懷、尊重、誠實,對方還是不講理,他就是妄人、禽獸,無須跟他計較。孟子此處的表達方式可能太強烈,人之性善,每個人都有天賦的良心,只是存養、擴充的程度有高低。所以嚴格上說沒有人是真正的禽獸,孟子的說法只能當成一種誇飾法,用來形容良心淡薄的狀態。

  儒家對人物的評價是依心態而定,時常對別人、對世界抱持關懷、尊重、感恩、誠實、信任……等正向態度或價值觀的人是君子;只考慮自己的舒服或方便,對別人不體貼、不尊重,時常懷疑、欺騙別人的人是小人。修養的關鍵在於自我省察,讓良心隨時呈現,由小人成長為君子。但社會上只有一個人或少數人成為君子還不夠,如果大多數人都是不修養的小人,君子只會被欺負、打壓、利用。人人都經由修養而成為君子,人心中的根本願望「愛人者人恆愛之,敬人者人恆敬之」才能真正實現。這當然不是一蹴可及的事,甚至要經歷無窮無盡的奮鬥。

  在終極理想尚未實現以前,君子如果遇到打擊、挫折、傷害,又該以何種態度面對?孟子說:「君子有終身之憂,無一朝之患也。」依然是回到儒家反求諸己的精神,一時的打擊、挫折、傷害不足以毀滅君子的人格,如果因為別人對我不好,我就放棄理想,也變得跟別人一樣自私、狡詐、現實,才是真正的失敗。君子在意的只有一件事,就是跟舜一樣,樹立德行的典範,讓天下後世效法,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。一時的成敗得失,如別人對我好不好、自己的付出能不能立刻有收穫,這些小事不是君子該擔憂的。有豁達的胸襟,就不會被這些問題所困擾了。

2017年2月18日 星期六

儒道日記 (51) 愛人的本質與方法

  子曰:「夫仁者,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達而達人。」(《論語‧雍也》)儒家的學問包含「己立己達」與「立人達人」兩端。從己立己達這一端來說,便是要培養獨立人格,但什麼是獨立人格?我想可以用孟子的一句話來說明:「君子有三樂,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父母俱存,兄弟無故,一樂也。仰不愧於天,俯不怍於人,二樂也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,三樂也。」(《孟子‧盡心上》)人生的幸福、快樂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,不假外求。快樂的源頭不在於能夠征服、主宰、掌控多少外在的人事物(王天下),而在於每個人都「應該」且「能夠」做到的三件事:第一是孝敬父母、友愛兄弟;第二是時時刻刻忠於天理良心;第三是盡一己之力,發揮對社會的正面影響力。如果人生的幸福、快樂能夠由自己掌握,面對人事物的變化,如貧富、貴賤、窮通、壽夭等,自然能夠保持平常心而不會患得患失了。

  依照孔子的說法,做到上述這一點還不夠,要從「己立己達」進一步到「立人達人」才可以。仁者愛人,孔子的學問即是以愛人為核心。這又可分為本質與方法兩層,《論語》中的「忠信」較偏向本質的說明,「知仁勇」則偏向方法的指點。忠信是忠於己、信於人,朱熹《論語集注》說:「盡己之謂忠,推己之謂恕。」「忠」是忠於良心,凡事拿出真心誠意、盡心盡力去做,態度誠懇認真。但我有良心別人也有,「信」就是對別人有充分的信心,雖然每個人良心覺醒的程度不同,對於「該怎麼做才正確」也可能有認知上的差異,但從人性根源處來看,人我的心是相通的。雖然人與人之間常因為意見不合而發生種種衝突,但那是受到現實條件(如觀念、習慣、個性、環境等)的影響,不應該因為這樣,就否定愛人的初衷。

  子曰:「十室之邑,必有忠信如丘者焉,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(《論語‧公冶長》)忠信是人人皆具備的良善本質,但只有本質還不夠,透過修養工夫才能讓良善的本質充分實現,即孔子說的「好學」。孔子說:「知者不惑,仁者不憂,勇者不懼。」(《論語‧子罕》)知仁勇合稱「三達德」,皆是具體的方法。(此處「仁」是分別說,與「仁」做為全德的意義不同)《論語》常將「仁知」並舉,如「仁者安仁,知者利仁」(里仁)、「知者樂水,仁者樂山;知者動,仁者靜;知者樂,仁者壽」(雍也)。仁是就內在動力充沛來說,如同山的穩重、厚實、寧靜、長久。知是就應事接物的靈活應變來說,如同水的活潑、清澈、靈動、開朗。愛人既要懷抱熱情,還要對別人有深入的了解,才知道如何用最恰當的方法,將愛傳達到對方心中,而不致產生誤解。

  勇是實踐的意志力,亦可舉《論語》為例:「譬如為山,未成一簣,止,吾止也。譬如平地,雖覆一簣,進,吾往也。」(《論語‧子罕》)道德實踐就像堆土成山,即使離成功只差一步,唯獨少了一筐土,如果當事人半途而廢,還是無法達成。反過來說,也像用土填平坑洞,雖然才剛倒下一筐土,離成功還很遙遠,但只要堅持下去,總有一天可以達成。即使一時之間看不出成果或遇到挫折,也不能灰心喪志,還是要保持奮鬥的勇氣,努力不懈才行。

2017年2月6日 星期一

儒道日記 (50) 無所求的態度

  孔子說:「唯仁者能好人,能惡人。」(《論語‧里仁》)這句話可翻譯為:只有人格獨立、自我健康的人,才有能力去愛人。為什麼人格不獨立、自我不健康的人沒有能力愛人?也許可舉《論語》另一章為例:子張問崇德、辨惑,孔子回答說:「愛之欲其生,惡之欲其死;既欲其生,又欲其死,是惑也。」(《論語‧顏淵》)「愛之欲其生,惡之欲其死」是一種過於強烈的情感,這個人是否存在,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仁者對別人雖然也會有喜好或厭惡等情感,但不會如此強烈,所謂「君子之交淡若水,小人之交甘若醴;君子淡以親,小人甘以絕」(《莊子‧山木》),小人一時之間似乎交情蠻好,但背後隱含一旦發生衝突就容易決裂的風險,違背愛人的初衷。

  為什麼小人對別人的情感會如此強烈?這還是要回到仁者、君子的本質,所謂人格獨立、自我健康,最基本的原則應是「無所求」三個字,如孔子引用《詩經》的句子稱讚子路:「不忮不求,何用不臧?」子路因此對這句話念念不忘。當然「無所求」是消極的,積極來說還要己立立人、己達達人才算圓滿,所以孔子也提醒子路:「是道也,何足以臧?」這只是基本原則,做得到也不必太得意。(《論語‧子罕》)小人因為在心態上有所求,求得到固然會沾沾自喜、得意忘形,求不到也會加倍沮喪、難過,甚至為此忿忿不平。因為外求,才有過度的情感表現。

  「有所求」的情況有很多種,就古人來說最普遍的是做官,亦即「出處進退」的問題。孟子說:「說大人則藐之,勿視其巍巍然。」(《孟子‧盡心下》)曾子說:「晉楚之富,不可及也。彼以其富,我以吾仁;彼以其爵,我以吾義,吾何慊乎哉?」(《孟子‧公孫丑下》)孟子、曾子有充分的自信,即使面對能夠給予自己名利權位的大國君王也毫不畏懼,甚至可以和君王平起平坐。大丈夫的風範便是「富貴不能淫,貧賤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」(《孟子‧滕文公下》)。

  孟子、曾子之所以有充分的自信,靠的不是財富、爵位等外在條件,而是上天賦予我們的仁義禮智之性。從這個角度看,每個人都是平等的,沒有高下之分;意義、價值也是人人本有的,不假外求。孔子、孟子之所以周遊列國,並不是為了做官,為了追求榮華富貴或生活安逸;榮華富貴、生活安逸本身並沒有意義價值,甚至還可能引誘人陷溺其中,流於驕奢淫佚、志氣昏惰。孔孟周遊列國是為了「行道」,行道就是讓每個人的內在道德性充分實現,不能以外求的心態來看孔孟。

  現代社會比古代開放,做官不是讀書人的唯一出路。但還是不免有所求,只是對象轉移到金錢、美色乃至情感。如資本主義的病態發展,以賺錢為人生的最高價值,認為錢可以買到一切。又如社會新聞時常報導的「恐怖情人」,將人生的意義、價值建立在能否獲得另一個人的愛,得不到就毀了對方。從儒家的觀點來看這都是欠缺自信的表現,孔孟的人生態度,對現代人仍具有參考的價值。

2017年1月15日 星期日

儒道日記 (49) 尊重自己與別人

  孔子思想以「仁」為中心,仁者愛人,所以儒學也可以說是探討愛人之道的學問。愛人之道可分為「敬」與「恕」兩端,《論語‧顏淵》記載:「仲弓問仁。子曰:『出門如見大賓,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,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,在家無怨。』仲弓曰:『雍雖不敏,請事斯語矣。』」「出門如見大賓,使民如承大祭」是敬,「己所不欲,勿施於人」是恕。

  敬是尊重,人我之間有分別,保持一定的距離。恕是同理心,將心比心、設身處地站在對方的立場來思考,注重人我心靈的合一。「分別」與「合一」本來是相對的概念,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會有矛盾,但就愛人之道來說,相互尊重反而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,發揮同理心也有助於相互尊重。「敬」與「恕」不是相互對立,而是相互成全;不是直線思維,而是辯證思維。

  敬與恕又以敬為本。「敬」包含尊重自己與尊重別人。《論語》中的「敬」常與「恭」、「禮」連結在一起,如「君子敬而無失,與人恭而有禮」(《論語‧顏淵》)、「居處恭,執事敬,與人忠」(《論語‧子路》)等。孟子說:「恭敬之心,禮也。」(《孟子‧告子上》)恭敬是就內在心態說,禮是由恭敬之心發出的言行。

  為什麼相互尊重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?因為每個人都有一顆心,心的本質就是自由活潑,「出入無時,莫知其嚮」(《孟子‧告子上》);心的本質也是敏銳易感的,如乍見孺子入井,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(《孟子‧公孫丑上》)我們可以要求自己心靈覺醒,但別人的心是獨立於我心而存在,別人的心是否覺醒,是他自己的事。我們並無法控制別人內心的想法和感受,甚至控制還會產生反效果,心為了維持其自由,偏要往不受控制的方向走。「尊重別人」就是放棄控制別人的念頭,了解、接納別人真實的想法與感受,如此別人反而可以平心靜氣思考怎麼做對彼此最好。如同伊索寓言「北風與太陽」的故事,北風吹得愈厲害,路人將大衣包裹得愈緊;暖呼呼的太陽一出來,路人就主動脫掉大衣。或如老子說的「為者敗之,執者失之」(《道德經‧第二十九章》)。頭腦稍微轉個彎,才能明白這道理。

  「尊重自己」如「修己以敬」(《論語‧憲問》)、「君子不重則不威,學則不固」(《論語‧學而》)。《論語‧子罕》記載了一段孔子與子貢的小故事,子貢以美玉比喻孔子,說如果有一塊美玉,應該藏在小盒子收起來,還是賣出去呢?孔子回答:當然要賣掉,但不能隨便賤賣,而要找個識貨的人啊!可見孔子對自己的價值有充分的信心,能夠自我肯定。

  「自我肯定」又可以分為無條件與有條件兩種。有條件的自我肯定如「學而時習之」(《論語‧學而》)、「為之不厭,誨人不倦」(《論語‧述而》)、「博學於文,約之以禮」(《論語‧雍也》),不斷地培養、提升自己的知識和能力,尤其是以與道德實踐有關的知識和能力為主。

  但有條件以無條件為本,努力學習、成長是出自內在的充沛動力「仁」,這動力是人人本有、不假外求的,如孔子說:「我欲仁,斯仁至矣」(《論語‧述而》)、「為仁由己」(《論語‧顏淵》),或如當時人對孔子的描述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(《論語‧憲問》)。愛人雖然在結果上沒有必然保證,甚至很可能沒有結果,但依舊「為之」,可見孔子對人世間發自內心不容已的真情。

2017年1月1日 星期日

儒道日記 (48) 從老子思想看自信與愛人

  前幾篇日記主要是從儒家思想的角度討論「自我與愛」的問題,這篇文章則以老子為例,嘗試從道家思想的角度討論此問題,也許會有異曲同工之妙。老子向來主張返璞歸真,他說:「常德不離,復歸於嬰兒。」(《道德經‧第二十八章》)「嬰兒」只是個比喻、象徵,並不是完全無知無能,而是保住原初那顆最真的赤子之心。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,往往會受到許多打擊、傷害而折損了生命。「嬰兒」就是回歸到進入社會以前,那健康、飽滿、自然的生命。

  這裡會遇到一個問題:如果老是停留在「嬰兒」狀態,人性不就無法充分發展?難道老子反對人長大?其實老子不反對我們參與世俗之事,如讀書、運動、上班、交友乃至從政等,但有個先決條件,就是要以「無為」為根本。老子說:「道常無為而無不為」(《道德經‧第三十七章》),「無不為」即磨練、提升自己的各種內外在條件,如果培養成功,心中就會油然生起一股效能感。但「無不為」是來自於「無為」,赤子之心、真生命是與生俱來、不假外求的,不因自己或別人的言行而增減分毫,能認清這點,才能建立起自我的價值感(就儒家來說稱為尊嚴感)。自信就在於價值感和效能感的結合。

  由於自信是根源於不假外求的價值感,所以老子對「孤獨」完全不在意,甚至樂在其中。他說:「眾人熙熙,如享太牢,如春登台。我獨泊兮其未兆,如嬰兒之未孩;儡儡兮,若無所歸。」(《道德經‧第二十章》)眾人都追求喧嘩、熱鬧,只有他一個人悠遊自在。因為喧嘩、熱鬧也只是一時的假象,人終究要回歸、面對自己,自我的存在才是最真實、平凡而又長久的。

  說到這裡,各位或許會有所誤解,以為老子是個生性孤僻、離群索居的怪人。其實正好相反,老子在冷漠的外表之下仍藏著一顆火熱的心,他只是愛人的方式與一般人不同罷了!而且正因為他能夠享受孤獨之樂,在愛人時才不會給人壓力和負擔,更能夠有效愛人。

  老子的愛人之道可用下列幾句話來表示:「萬物作焉而不辭。生而不有,為而不恃,功成而弗居。」(《道德經‧第二章》)「生而不有,為而不恃,長而不宰。」(《道德經‧第十章》)一般人是「生而有,為而恃,長而宰」的,付出一定要有結果,甚至結果比動機或過程更重要,若沒有結果就不願意付出。老子則相反,只問動機或過程的好壞,任何結果他都接受,「只問耕耘,不問收穫」。正因為放下私心,不以委屈、壓迫別人來滿足自己,才能保住人與人之間的真感情。

  愛人包含心態(動機)、過程與結果三部分:前文討論心態層面,老子認為應充分尊重對方的自由,避免以自我為中心的征服、主宰、掌控。其次就過程來說,應該循序漸進,如老子說:「合抱之木,生於毫末;九層之臺,起於累土;千里之行,始於足下。」(《道德經‧第六十四章》)「天下莫柔弱於水,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,以其無以易之。」(《道德經‧第七十八章》)如同滴水穿石,水雖然是天下最柔弱之物,但不斷累積,還是可以穿透最堅硬的石頭。人與人的相處也應該有這種耐心和恆心。

  就結果來說,雖然人與人之間總是聚散無常,生離死別是人生必經的過程,但老子說:「禍兮福之所倚,福兮禍之所伏。」(《道德經‧第五十八章》)「有無相生,難易相成,長短相較,高下相傾,音聲相和,前後相隨。」(《道德經‧第二章》)任何事都有正反兩面,只要心靈明覺,壞事也有可能發展出好結果。只要在愛人的過程中,磨練、培養出智慧與能力就足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