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21)

　　子曰：「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」（《論語‧雍也》）

　　「弗畔」是不背離「道」。中國哲學有「本體」與「工夫」的區別，本體是道或真理本身，工夫是體現道的方法或途徑。《論語》的「道」是仁道，道不在心外而在心中，所以「見道」也可以說是仁心呈現，而有人我一體之感。但仁心呈現往往需要特殊的機緣，如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，才有怵惕惻隱之心。仁心雖然也可以自己呈現，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」（《論語‧述而》），但仁心要長久維持也很難，孔門也只有顏回能夠「其心三月不違仁」（《論語‧雍也》），其餘弟子只能堅持一天（日月至焉）。在仁心尚未呈現，或雖呈現卻維持不住時，就要藉由修養工夫使心靈純淨化，提高生命品質，仁心才能常存。

　　本章的「博文」與「約禮」便是兩種修養工夫。「博文」是廣泛學習知識，知識無窮無盡，又以與道德實踐密切、直接相關的知識為優先學習的目標，也就是讀經。為什麼要讀經？因為經典是聖賢留下的言行記錄，聖賢的生命是最純淨的。我們今日行道，也應該參考前人的經驗。雖然聖賢和我們所處的情境不完全相同，不能完全照搬硬套，但起碼可以做為提醒、對照，喚醒我們平日昏昧的良心；也可以用來檢查良心有無偏差，避免出現「自以為是良心，實則夾雜私欲」的狀況。與道德實踐無關的知識，如各種專業知識或技能，如果有時間也可以學習，雖然這些知識對成德沒有直接幫助，但善加運用也可以增益人生的幸福。

　　「約禮」是當下在生活中實踐。「約」是約束，用禮來約束身心。禮本來是日常生活的具體規範，包括食衣住行各方面；進一步延伸到人倫，人與人之間依照長幼尊卑、親疏遠近，各有其恰當的互動方式；再進一步引申為形而上的「天理」，此時的禮也就等於仁了。就人倫層面來說，禮的精神就在於「敬」，人與人之間能夠相互尊重，各自盡到自己的本分，不互相干擾妨害。禮的實踐要點也在於分寸拿捏，依照當下的狀況，選擇最恰當的方式與對方溝通，才能相互理解，達成情感的交流。不宜將「禮」解釋成盲目遵守某些呆板的規範、教條，遺忘了禮的精神。無論彼此尊重或分寸拿捏，都是建立在「約束身心」這基本功之上，克制自己的情緒、欲望，內心清明了，才能有效與人互動。

　　「博文」與「約禮」沒有一定的先後順序，有時我們可以先學習一套道德知識，嘗試在生活中運用、實踐，再依照結果修正原初的想法。有時也可以先試著與人互動，如果遇到困難、阻礙，再參考前人成果，努力學習以求通達。勉強要說個順序，自然以實踐為先，學習為後，但兩者其實不可分，只要持之以恆，都是有助於身心成長而接近「道」的。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20)

　　宰我問曰：「仁者，雖告之曰：『井有仁焉』，其從之也？」子曰：「何為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」（《論語‧雍也》）

　　宰我問孔子：「一個有仁德的人，如果別人告訴他：『有人掉進井裡了』，他會奮不顧身跳下去救人嗎？」宰我並不是單純提問，而是故意設下陷阱、難題來測試孔子。「仁」是孔子平日經常教導弟子的核心價值，但春秋時代是亂世，有德之人不一定有福，對人付出關懷，不僅得不到回報，甚至還可能反過來被別人利用、糟蹋、傷害，真是太不公平、太不值得了。如孔子周遊列國，也是懷抱救世的熱忱，卻多次遭遇危難（如陳蔡絕糧），始終沒有獲得重用。宰我是言語科高材生，機智有餘而天良不足，也許是有感於現狀，對孔子講的「仁」起了懷疑，才提出此問題。

　　這問題的難處在於：無論回答「是」或「不是」都不合理。如果仁者不顧一切跳到井裡，不僅未必能夠救到人，還可能導致自己受傷、死亡。當然宰我是做個比喻，暗示說：老師你天天提倡「仁」，結果還沒幫助到天下人，自己就先垮了，這種事恐怕沒有幾個人能夠做到。但如果聽到這消息卻見死不救，則又與「仁」相矛盾。仁者愛人，仁就是無私的關懷，「人飢己飢，人溺己溺」，對待別人像對待自己一樣去幫助他。所以仁者一定會去救人，但現實上又行不通，可見我們不應該提倡「仁」。

　　孔子認為：仁者、君子本其愛人的心願，當然會去救人（比喻積極關懷、改善社會），但愛人、救人並不是憑一時衝動、一廂情願就可以的，需要有恰當的方法和知識，這部分就稱為「智」。孔子是「仁且智」，以宰我的例子來說，仁者固然會對井中人生起惻隱之心，但絕對不是自己立刻跳下去，而是會靜下心來，思考哪些方法才能安全救人，如尋找繩子、打119請求消防隊支援等。己立才能立人，己達才能達人，愛人前先照顧好自己，具備充足的能力再出門助人，才是有智慧的做法。當然「仁」與「智」兩者仍以「仁」為本，因為有一顆愛人的心，才會努力設想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法，故也可以單提「仁」而將「智」包含在其中。「可逝也，不可陷也」，是君子會前往救援，但不會愚昧到陷入井裡。「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」，是可以用聽起來合理的事（如井裡有人需要幫忙）欺騙君子，卻不能誣賴君子不明白道理（如跳進井裡）。可見儒家是通情達理的，宰我對儒家的想法完全是誤解。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9)

　　子曰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（《論語‧雍也》）

　　「質」是內在的本質，「文」是外在的修飾，「野」是鄉野之人，「史」是掌管文書的官吏。任何事物都有內外兩面，《論語》主要是就道德實踐而言，道德實踐的本質，就是人的仁心、愛心。「質勝文」就是由仁心、愛心發為各種言行表現而不加修飾，雖然可以將自己的情感充分傳達出來，但卻不一定能被對方接受、讓對方感動。就像鄉野之人，雖然有真心誠意，但作風不免粗鄙，言行舉止太過直接，容易嚇到別人。

　　「文勝質」則是落入另一極端，對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，皆從是否能被別人欣賞、接受的角度來考慮，不顧內心真實的感受而戴上假面具。就像管理財貨、文書、出納的小吏，只要滿足長官的要求、法律的規範即可，事情是否有實際的成效，不在他考慮的範圍，常流於官僚作風、形式主義。

　　「彬彬」是不同事物配合適當的樣子，「質勝文」與「文勝質」都不恰當，質文應該兼備，既要保持真心誠意，又要懂得修飾，用對方能夠接受、理解的方式來表達。言行舉止除了「相互溝通」這項素樸的、實用的功能之外，還要講究美感、莊重典雅，才能顯出君子的風範。

　　「文質彬彬」固然是最高的理想，但如果一時之間做不到，質、文只能取其一時，與其過度修飾、包裝而隱藏、壓抑了真感情，還不如直接將感情表達出來。因為質才是根本，孔子說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（《論語‧八佾》）如果沒有真感情，再優雅、客氣的言行也是毫無意義。現代社會注重功利，凡事都要以理性精密計算，將人變成體制運作底下的一顆螺絲釘，才能貢獻最高產值、發揮最大效率。人的真感情不免被壓抑而感到苦悶、孤單，這是我們要警惕的。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8)

　　子謂子夏曰：「女為君子儒，無為小人儒。」（《論語‧雍也》）

　　「女」通「汝」，你的意思。孔子告誡子夏：要做君子儒，不要做小人儒。「君子儒」與「小人儒」的差別何在？王船山說：「君子、小人相對勘。蓋天下自有一種『小人儒』，以儒為利，曲學阿世，自無真識真修。君子於道，自見其不可不學，求之必至，自處必嚴。『無為』者，不可夾帶一分俗學也。」（《四書箋解》）這段話的關鍵在於「以儒為利」，君子儒是將儒學本身揭示的理想當成追求的目標；小人儒則是將儒學當成手段、工具，用來追求儒學以外的事物，如功名利祿。

　　儒學本身揭示的理想是什麼？可以〈大學〉首章為例來說明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」「明明德」是內聖，「親民」是外王，「止於至善」是兩者的結合。換句話說，儒家是修己、治人之道兼備的，但「內聖」完全操之在己，「外王」就需要靠其他條件配合，如知識或時機等。因此君子會將重點放在修養自己，愛人、助人則只能盡力而為，無法在結果上強求。

　　君子、小人的差別在於動機、心態或價值觀，君子是為了追求自我與別人的生命成長而學習儒學，故在學習時會經常思考：如何運用到生活中？如何對自己的身心修養有幫助？君子固然也會廣泛學習知識，如前文所述，外王層面仍需要知識的輔助，但這是以愛人、助人為前提，不是為知識而知識。小人則是將儒學知識化、理論化，當作一種學問去背誦、理解、闡釋。知識化、理論化沒有不好，將觀念講清楚也很重要，有助於道德思考與實踐。問題在於小人將知識、理論當成建立個人聲望、成就、地位的工具，比別人多一點學問，受到大家擁護、崇拜，就沾沾自喜、驕傲自誇，才是最大的毛病。君子的學習是因為「義所當為」，別無其他動機或目的。小人則是只想到自己，動機不純粹。

　　「止於至善」是永恆的理想，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做到。小人學習儒學的目的，是為了妝點自己的形象；所以即使明知所講的學問自己做不到，還是要標榜提倡，以免形象破滅。至於君子，則會坦然認錯，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」（《論語‧子張》）。即使仍有缺失，但至少已因為內心的這一分真誠，而有改過向善的可能了。

　　孔子為什麼特別告誡子夏要做「君子儒」而不要做「小人儒」？可能因為子夏在孔門是文學（取廣義，泛指各種學術）科的高材生，長於學術之人容易有拘泥於語言文字、光說不練的毛病，所以孔子特別提醒他：實踐才是儒學的根本啊！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7)

　　子華使於齊，冉子為其母請粟。子曰：「與之釜。」請益。曰：「與之庾。」冉子與之粟五秉。子曰：「赤之適齊也，乘肥馬，衣輕裘。吾聞之也，君子周急不繼富。」原思為之宰，與之粟九百，辭。子曰：「毋！以與爾鄰里鄉黨乎！」（《論語‧雍也》）

　　公西赤（字子華）出使齊國，冉求請孔子給子華的母親一些俸祿（古代俸祿以穀類計算）做為補貼，孔子說：「給她六斗四升。」冉求請孔子多給一些，孔子說：「給她十六斗。」結果冉求給她八十斛。孔子知道後，說：「子華前往齊國，乘坐肥壯的馬，身穿輕暖高貴的皮裘。我聽古人說過：『君子只救濟那些危急困頓的人，不對富有的人錦上添花。』」原憲（字子思）擔任邑宰，孔子給他俸祿九百，原憲推辭不敢接受。孔子說：「請不要推辭。如果有多餘的俸祿，可以用來幫助當地的窮人。」

　　本章可看出孔子對金錢的態度，著眼點不在金錢的多少，而是金錢的用途為何。該用則用，只要用途正當，即使多給也不必吝惜；不該用則不用，如果用途不正當，即使少給也應該批評。該不該給或該給多少，皆以道義為標準，金錢才能夠發揮正面的功效。子華出使齊國是公務，按照規定，政府本來就會給予子華俸祿，但子華的母親和公事無關，補貼她並不合乎體制。除非有特殊狀況，使者非常窮困，出使會影響家中生計，法理不外人情，才需要額外給予安家費。但從子華的食衣住行來看，他家非常富有，奉養母親不成問題。冉求也許是想利用子華出使的機會，特別照顧一下這位老同學，做個人情無妨；但既然是公款就不該亂給，所以對冉求的請求，孔子都回答得很保守，便是暗示冉求「富上加富」是不必要的。

　　原思則是另一種情況，俸祿九百是政府規定的，即使原思覺得太多，也不應該推辭。之所以會給予這麼多俸祿，背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因為這些俸祿並不是只贈送給原思個人或原思的家人，在給予的同時，也規定接受後的義務：支應必要的生活開銷後，如果還有剩餘的俸祿，必須拿出來救濟窮人。既然有正當的用途，即使金額龐大，原思也不必推辭。可見孔子對不同的狀況，皆能做出合宜的權衡、判斷，讓金錢成為行道的利器，而非一味貪求或排斥金錢。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6)

　　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：「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養民也惠，其使民也義。」（《論語‧公冶長》）

　　子產是鄭國大夫公孫僑，曾經在鄭國長期執政，在內政、外交等各方面都有優異的表現，深受鄭國百姓愛戴。子產的年代略早於孔子，是孔子的前輩，孔子也多次推崇、讚揚子產。「君子」指上位者，子產不僅位高權重，更重要的是能夠實踐「君子之道」。春秋時代懂得治理國家、帶兵打仗、擅長外交辭令、學問淵博的人才也不少，但並不是每位政治家都道德高尚，如管仲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，雖然對保存華夏文化功勞甚大，但生活奢華，私德不免有虧。能夠樹立人格典範的政治家只有子產，所以孔子特別欣賞子產，以子產的行事風格做為學習的標竿。

　　子產自我修養以「恭」為原則，雖然他才華洋溢，為鄭國立下許多大功，待人處事卻非常謙虛、謹慎，不與別人競爭、比較。子產事奉長上以「敬」為原則，雖然大權在握，對國君仍然十分尊重。凡事依禮法而行，盡心盡力完成國君交代的事情，認為這是理所當然。在政治秩序混亂、時常以下犯上的春秋時代，這是很難得的。子產養育百姓以「惠」為原則，政治人物雖然說要照顧百姓，卻常流於口號。子產能夠腳踏實地，體察人民的痛苦究竟在哪裡，並且努力消除，讓人民確實感受到政府的恩惠。子產指揮百姓以「義」為原則，義者宜也，做任何事都恰到好處，不僅能夠明確判斷哪些事該做，在推行政策的過程中，也能夠妥善規劃進度、分配職務，讓事情順利完成。

　　子產雖然是政治家不是哲學家，沒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論，但從他的行事風格來看，已經將儒家的許多道德原則體現出來了。儒家的政治觀，其重點不在施政的方法、技術，而在於施政者的心態及道德修養。以態度端正為前提，人與人之間才能和諧相處，有效活用人力、物力資源，達成造福百姓的目標。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5)

　　子謂子賤：「君子哉若人！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」（《論語‧公冶長》）

　　子賤是孔子弟子，姓宓名不齊。《呂氏春秋‧察賢》：「宓子賤治單父，彈鳴琴，身不下堂而單父治。」這就是成語「鳴琴而治」的由來。單父是地名，子賤治理單父為何事半功倍？《孔子家語‧辯政》有詳細的說明，其施政之道有三：一是「父恤其子，其子恤諸孤，而哀喪紀」；二是「所父事者三人，所兄事者五人，所友事者十一人」；三是「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，不齊事之而稟度焉，皆教不齊之道」。孔子認為第三點才是關鍵。可見子賤很注重孝悌慈、喪禮及朋友交往，並且懂得向比自己優秀的人虛心請教，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君子。

　　孔子很讚賞子賤，但追本溯源，子賤之所以道德高尚，除了他個人的努力之外，環境也是重要的因素，正所謂「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；白沙在涅，與之俱黑」（《荀子‧勸學》）。所以孔子又感嘆：假如子賤不是成長在有許多君子的魯國，他又要從哪裡學習君子的風範呢？如前幾篇文章所說，君子與小人最大的差異在於人生觀、價值觀，君子以「義」為主，小人以「利」為主，追尋的方向不同。子賤固然優秀，但如果只有他一個人抱持君子的想法，其他人都不贊同，他恐怕也會畏懼、退縮而難以堅持；所以子賤學有所成之後，也要回過頭來感謝這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直支持他。希望台灣可以像春秋時代的魯國一樣，戒除急功近利、浮躁淺薄的風氣，人人以道義相互期勉，社會上有愈來愈多君子受到肯定、重視，成為文化大國。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4)

　　子曰：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」（《論語‧里仁》）

　　「訥」是言語遲鈍。君子總是不輕易說一些大道理，而是將重點放在努力實踐。孔子這句話點出一般人常犯的毛病，就是說得多、做得少。因為「說」比較容易，只要有一點聰明才智，就可以滔滔不絕。而且「說」容易成為一種表演，用來塑造自己的形象，讓別人崇拜、敬佩。拿道理要求別人，在言論上佔據制高點；但所說的道理連自己都做不到，只是將道理當作博取美名的工具罷了。這當然是對真道德的扭曲。

　　人性有好逸惡勞的自然傾向，必須刻意下工夫扭轉，容易、輕鬆的「言」要節制，困難、辛苦的「行」要堅持，言行才能一致。應該像子路一樣，「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」（《論語‧公冶長》），聽見任何道理，都要去思考如何將之落實於生活中，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印證或修正，道理才有意義；而不是將道理當成某種知識或理論，儲存在頭腦裡，能夠說或寫出來就滿足了。

　　只有親身實踐才是真道德，因為善和美不是有形、可見的事物，無法藉由知識把握它的結構。美善只是心中的一點意義感、價值感。探討美善的知識、理論，只是指出一條路徑，帶領人接近美善，卻不等於美善本身。所謂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對食物的滋味描述得再生動，不如親自嘗一口；道理講得再高明，不如在具體的情境下體驗、感受。透過親自體驗，對道理也會有更細緻的思考。若只將道理當成知識、理論而不去實踐，恐怕會淪為空談，比起可以對應到有形事物的客觀知識還無用呢！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3)

　　子曰：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（《論語‧里仁》）

　　《論語》常將「君子」與「小人」做對比，「君子」原本是指社會地位高的貴族，但在《論語》大多數篇章已經轉變成以人格修養為標準，指道德高尚之人。「喻」是明白通曉，白話叫做「懂」，但「懂」有不同層次、深度，本章的「喻」如同上篇的「懷」，不只是頭腦的懂，而是生命的懂。「頭腦的懂」只是將資訊理解及儲存到腦中。「生命的懂」則是從某個詮釋觀點、核心觀念出發，形成對人生與世界的整體理解。一切思想、言語、行為，對人事物的反應，都從這核心觀念出發，薰習、滲透、浸潤到全身心，才是真正的懂。如孟子說：「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則居之安；居之安，則資之深；資之深，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。」（《孟子‧離婁下》）「左右逢源」才算是真正的「喻於義」，這就要透過長久的學習與實踐才能達成。

　　君子與小人的差別在於「義」與「利」，如上篇所說，「義」是指謀道，「利」是指謀生。君子生活在謀道（精神）的層次，看待任何事物，都以能否實現道德理想、意義價值為標準。小人生活在謀生（物質）的層次，看待任何事物，都以是否對自己有利為標準。儒家是否反對、排斥利？董仲舒說：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」義與利似乎不能並存。但此說其實是誤解，孔子說：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。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（《論語‧述而》）富貴、功利只有在與道義衝突時才不可求，如果不與道義衝突，則是可以、甚至應該追求的。儒家並不反對「利」本身，而是反對「私利」。義以仁為本，仁的涵義之一是「人我一體」，所以除了自己之外，君子也會從家人、國人乃至天下人的角度來考慮，同時照顧到人的物質與精神需求，找出其中的平衡點，以恰當的方式去滿足、實現。

　　至於小人，則是凡事「只想到他自己」，甚至過度膨脹謀生需求，吃飽穿暖還不夠，還要名車豪宅，別人才會對他投以羨慕、崇拜的眼光，才有「面子」和「安全感」。為了爭奪有限的資源，權謀算計層出不窮，乃至犧牲身心健康也在所不惜。物質不斷在流轉、變化，其存在是有限、短暫的，無永恆的意義，以為自己可以長久佔有，只是一種虛妄的想法，到頭來仍是一場空，死了什麼也帶不走。將生命投入這種虛妄的追求是很可悲的，還是要及早醒悟，建立以「義」為本的價值觀，才是人生的正途。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2)

　　子曰：「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；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。」（《論語‧里仁》）

　　「懷」是念念不忘之意，表示動機、心態，用現代語言來說叫做價值觀。孔子說：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（《論語‧里仁》）又說：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」、「君子憂道不憂貧」。（《論語‧衛靈公》）人生可分為物質（謀食）與精神（謀道）兩層次，當我們不具備充足的物質條件，無法養活自己時，謀生需求確實有迫切性，必須優先滿足。但當我們餓了有一碗飯吃，渴了有一杯水喝，累了有一張床睡，基本的生存需求滿足後，生活重心便應該轉移到精神層次的創造，從事對人我有益的道德事業、文化活動。財富只是幫助我們過得充實、快樂的工具罷了，不應該把財富本身當成追求的目標。

　　君子與小人的差異在於：君子的想法、心態、價值觀以道義為主，生活中無論做任何事，皆從「道德理想」的角度來考慮。小人的想法、心態、價值觀以功利為主，生活中無論做任何事，皆從「是否對自己有利」的角度來考慮。「懷」就是一種長久養成的穩定價值觀。

　　孟子說：「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」（《孟子‧告子上》）君子「懷德」就是時時將我們本性中所有的仁、義、禮、智四種德性保存好，不變質、流失，遇事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。小人念念不忘的則是土地，土地可引申為居所，再引申為安適的生活；如現代人追求的五子登科：房子、車子、金子、妻子、孩子，「土」就包含房子、車子、金子。小人以追求這些物質條件為生活目標，得不到就終日惶恐不安。

　　「懷德」是正面的誠意正心，「懷刑」則是反面的戒慎恐懼。君子「懷刑」是唯恐自己因為一念之差而誤入歧途、招來刑罰，故隨時要警惕小心。「懷惠」則如〈中庸〉說的：「小人行險以徼幸」，見到有利可圖，即使暗藏凶險也要去追求，抱著僥倖的心理，認為自己可以逃脫刑罰。如台灣近年來的食安風暴，不肖商人為了節省成本、增加利潤，在食品中添加傷害人體的化學物質，以為神不知鬼不覺，便是典型實例。追本溯源，都是心態、價值觀出了問題所致，可見建立正確的心態、價值觀是十分重要的。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1)

　　子曰：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」（《論語‧里仁》）

　　由本章來看，一般人認為儒家死守既定的社會規範，這完全是一種誤解。孔子說：「君子面對天下萬事，沒有一定要做什麼，也沒有一定不做什麼，完全看是否合乎『義』而定。」可見「義」才是做決定之前，衡量是否行動的判斷依據，而不是符合某種呆板的公式。物沒有生命，如電腦，可以完全依照使用手冊加以操控，其反應是固定的。儒家重視的是人際關係，人是活的，每個人隨著性格及情境的差異，遇到事情都有不同的反應，表現千變萬化，很難事先預料、掌控。這不是說天下事沒有是非對錯，在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之上，仍然有更高的「義」做為共通的判斷標準。但我們不能把「義」看得太死板，以為符合特定的想法、做法才是「義」，如此就曲解了「義」。

　　「義」是什麼？一般人處理人際關係，往往不以「義」而是以「利」做為標準，對我有利的朋友才結交，對我不利的朋友則疏遠，甚至排斥、打擊他。或以感性的好惡為標準，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」（《論語‧顏淵》），喜歡的人認為他什麼都好，不喜歡的人認為他什麼都壞，流於偏激。感性和功利都不是「義」，也不能形成有意義的人際關係。「義」以仁為本，雖然「義」並沒有清楚的方法或步驟，卻有個大前提，就是你的一切行動都要出自良心、愛心；也因為你是從愛心、善意出發，才能夠敏銳感應對方的生命狀態及當前所處的存在情境，從而做出最恰當的選擇、判斷。「義」就是合宜之意。仁義皆從心上說，心雖然屬於感性，但並非主觀的偏見或好惡，而是普遍、客觀的，可說是一種大愛。仁與義的差別在於：「仁」是純內在，是對人一視同仁的一點善意。「義」則牽涉到具體的人事物，相較於仁為外在。「禮」外在化、客觀化的程度當然更強。

　　本章還有兩點可補充：一是每個生命與存在情境都是獨一無二，即使是同一個人處在同一種情境下，對事情也未必有相同的感受及反應。所以我們應該依照當下的狀況，創造出新的方式來與他互動。即使前人摸索出一些在大多數狀況下適用的方法（如前文說的「禮」），也只能做為參考，無法完全套用。二是佛道兩家也強調不落入對立的兩端，才能臨機應變；如莊子的「莫若以明」（《莊子‧齊物論》），和孔子「無適無莫」、「無可無不可」有相通之處。但道家只重視心的自由、活潑這一面，並不像儒家是以「仁心」，也就是對人乃至天地萬物的愛、熱情、動力為本，兩者仍有差別。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0)

　　子曰：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，得之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道，得之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（《論語‧里仁》）

　　本章可分為兩段，第一段從「富與貴」到「得之不去也」是討論「取捨」，第二段從「君子去仁」到「顛沛必於是」是討論「存養」。取捨偏重外境，存養偏重內心，但心境又是交互為一體的。君子之所以為君子的本質就是仁，取捨或存養皆是以仁為本，仁既是心又是理，既是道德實踐的根據，又是形而上的本體，仁心、仁理、仁道、仁體其涵義是一。

　　取捨的重點在「欲惡」，即喜歡或討厭。「富」是有錢，「貴」是有權。孔子並不排斥富貴，他認為人追求富貴是一件自然的事。不只是小人想要富貴，就連君子實現愛人的理想，也多少需要一些現實條件，做為行道的憑藉。所以說富貴是人人都想要的。但人往往會被物質條件牽著鼻子走，忘了這只是憑藉或工具，有富貴固然很好，沒有也無所謂，並不會對君子愛人的心願構成妨礙。所以孔子提醒我們時時莫忘初衷，對於用不合理、不正當的方式獲取的富貴，即使心裡想要，也應該立刻拒絕，才不會在不知不覺間，內心受到欲望的引誘而走偏。貧賤也是一樣，雖然人人都討厭，尤其每天進德修業的君子，更容易不服氣，覺得我已經這麼努力了，為何上天對我如此不公平？但人生的意義、價值完全不必建立在貧富、貴賤等外在際遇，而在於你有沒有一顆愛人的心。如果有，即使處在極端困苦的環境（如集中營），依舊能夠心安理得，不會為了脫離貧賤而做出一些不合理、不正當的事。

　　君子之所以為君子，就在於能夠時時檢查自己的仁心、愛心還在不在？夠不夠純粹？有沒有偏差？如果有，心才能夠發揮感通的能力，遇事做出合理的判斷，待人準確拿捏分寸。對富貴、貧賤的取捨是來自內心的存養，存養則要靠平日的累積，所以說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」，也就是時時刻刻都要做工夫，即使是一頓飯這麼短暫的時間，工夫也不能間斷。什麼樣的工夫？就是持守住仁心、仁理、仁道、仁體的工夫。怎樣才算是工夫純熟？孔子提出「造次」與「顛沛」兩種特殊情境，做為檢驗標準。「造次」是急遽苟且之時，即突然發生的變故或無足輕重的小事。「顛沛」是傾覆流離之際，即經歷長久的磨難或流離失所。在這兩種情境下，依然保持純淨的愛心，過濾掉私心、欲望等雜質，才算是通過考驗。仁的工夫是內心的存養與外在的應事接物兼備的。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09)

　　儀封人請見。曰：「君子之至於斯也，吾未嘗不得見也。」從者見之。出，曰：「二三子何患於喪乎？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。」（《論語‧八佾》）

　　「儀」是地名，在衛國。「封人」是掌封疆之官。「君子」指當時賢者。儀封人雖然官位不高，但只要有賢者前來，儀封人必定會親自求見，向賢者當面請教，賢者也樂於接見他。可見儀封人頗有識人之明，頻率和賢者相契合，故能夠聊得來。孔子是知名的學者，有一天路過儀地，儀封人自然要把握機會，請孔子身旁的弟子（從者）幫忙引見。

　　《論語》並未詳細描述儀封人和孔子見面的經過，只記錄了見面後儀封人發表的評論。想必在見面時，儀封人觀察的不只是孔子的言語、表情、姿態、動作，更從這些外在表現，感受到孔子是一個「純亦不已」的德性生命，深深觸動儀封人的心，才有以下評論：「同學們啊！你們何必擔憂老師離開魯國、不受重用呢？天下無道已經很久了，如果上天有意撥亂反正，一定是以你們老師做為宣揚教化的典範啊！」「木鐸」是金口木舌的銅鈴，古代施政教時召集群眾所用。

　　儀封人為什麼如此確信？〈中庸〉說：「天命之謂性。」這「性」依照孟子的說法，就是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四端之心，發而為仁、義、禮、智四種德性，這些都是「天之所與我者」，是上天賦予每一個人的。《論語》的學問是成人之學，「有道」、「無道」不是看人的外在表現，而是一個人有沒有把他內在的良心善性充分發揮實現出來，如果有，才算是人；不然即使人模人樣，也只是衣冠禽獸罷了！春秋時代正是一個「人不像人」的時代，所以說無道。儀封人之所以被孔子感動，重點不在於孔子的學問淵博、禮儀周到，而是孔子身上確實有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，舉手投足之間，自然能讓人感受到仁慈、寬厚、謙遜的風範，如同春風化雨。

　　但以上所說的天命之性，屬於「理」的層次；至於現實上能否獲得別人的賞識、支持，而將道德理想推展到全天下，則是「氣」或「命」的問題。理就在人心中，只要反躬自省、向內心探求就可以找到；但「氣命」的部分，涉及到人與人之間複雜的互動，就要靠時機或條件配合。即使孔子已經將生命修養到99%的純淨境界，也無法保證別人跟他一樣，只能靠每個人各自努力。雖然孔子在世時並未獲得重用，但身為君子，本來該將重心放在自身的修養，對於外在的遭遇或條件則全盤接受，隨緣運用或改造而不必執著。這就是〈中庸〉說「君子居易以俟命」的道理。只要人對道德理想還有所嚮往，孔子的學問就永遠有其價值，只是盛世實現的程度高，亂世實現的程度低罷了，這對於孔子的學問又有什麼妨害呢？

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08)

　　子曰：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！揖讓而升，下而飲，其爭也君子。」（《論語‧八佾》）

　　為什麼「君子無所爭」？因為君子凡事但求問心無愧、依理而行，其生活重心放在精神層面的提升。有限的物質或資源才需要爭奪，因為數量稀少，你有我就沒有，用現代語言來說叫做「零和」遊戲；道德修養、精神價值本質上屬於無限，不僅不需要爭，而且愈多人追求愈好，是「雙贏」遊戲。「道德」是行道而有得於心，「道」就像一條大路，你可以走過來，我可以走過去，彼此不相妨害。又如現代的網際網路，只要每個人分享自己擁有的一點內容，網路上就有無窮無盡的資源供人取用，這些都是不需要爭的。當然道德修養也有境界的高低，而有聖人、賢人、君子、善人等分別，但達成何種境界，每個人只能反躬自省、捫心自問，不必拿自己的修養成果去跟別人炫耀、比較，所以也沒什麼好爭。

　　但人並不是只活在純精神的境界，現實上還是會遇到一些狀況，無法同時滿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不得不爭。孔子就舉「射禮」為例，說明面對競爭應有的態度。射禮可分為大射、賓射、燕射、鄉射四種，其中「大射」是天子、諸侯祭祀前選擇參加祭祀人而舉行，「鄉射」是地方官為薦賢舉士而舉行。故這兩者可看成是一種特殊榮譽或人才選拔的方式，由於名額有限，參加者自然要摩拳擦掌，全力爭取。但即使是這種不得不爭的場合，重點仍然不在於較量技巧的優劣、力量的強弱，而是透過競賽，磨練、砥礪自己的心性。這一點從射禮的程序即可看出，比賽前選手要相互作揖，表示禮讓，然後升堂射箭。射箭完畢下堂，勝利者請失敗者飲酒。這些儀式都是要培養「勝不驕、敗不餒」的運動家風範，克制人性誇耀武勇的自然傾向，藉由競賽達成提升品德、移風易俗的效果，可稱為「君子之爭」。

　　孟子也說：「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後發，發而不中，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矣。」（《孟子‧公孫丑上》）射箭是跟自己比，不是跟別人比，如果屢射不中，也只能自我檢討、反省，是不是一開始瞄準的時候就有偏差。道德修養也是如此，如果感動不了別人，應該回過頭來查證自己的存心是否端正、動機是否良善，而不是一味抱怨、責怪別人。射箭雖然是競爭，從中也可以體會出「反求諸己」的道理呢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