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道推廣日記 (20)

　　近年來世界許多大學的人文科系似乎都面臨危機，如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因為有意裁併人文科系，引發學生抗議；日本有二十六所國立大學擬廢除人文科系或進行轉型；台灣在經濟衰退與少子化的衝擊下，人文科系也岌岌可危。社會大眾似乎因為人文賺不了錢，故認為人文科系無用而需要裁撤。身為中文系的學生，也需要思考自己所學究竟有什麼意義、價值。

　　我認為中文系的性質較接近於藝術，廣義來說同樣是以「創作」為核心，如同寫一首詩、畫一幅畫或演奏一首曲子，皆是為了展現真、善、美的境界。雖然我的專長是儒道思想，求學階段所受的訓練大多是建立論述、撰寫論文，並不會寫詩、寫小說或畫畫，但也經常寫些文章來詮釋經典或抒發個人心得。思想作品與藝術作品的差異之處在於：思想作品重視抽象的原則、邏輯推論與批判思考，藝術作品重視豐富的情感、具體的意象。但兩者同樣都試圖在現實世界之上，描繪一個超越的、理想的世界，使人們的心靈在其中淨化、昇華。這可以說是人文科系的本質或內在價值。

　　相對於本質或內在價值，人文科系也有附加或外在價值。當前台灣社會的問題便是：由於對附加或外在價值的極端重視，而吞沒了本質或內在價值。這令人想起《莊子》書中的小故事：莊子有個朋友叫惠施，有一天惠施種的葫蘆瓜成熟了，體積很大。惠施想用它來裝水，但葫蘆因為質地不夠堅硬而裂開，惠施一氣之下將葫蘆打碎。莊子聽說這件事，便告訴惠施：不是葫蘆沒用，而是你不會用。渡河時將葫蘆繫在腰間當成游泳圈，不也很逍遙自在嗎？（出自《莊子‧逍遙遊》）惠施重視事物的功利價值，莊子重視心靈、精神的超脫。

　　所謂附加或外在價值，便是創作出來的作品或論文在市場上是否受歡迎？賣不賣得了錢？能不能被大多數人認可？可不可以幫自己在大學找個教職……等。我不否認這些事物有其重要性，但應該先確立兩者的本末關係，以本質或內在價值為本，附加或外在價值為末。如果對後者的重視程度超過前者，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了。舉例來說，我任教的社區大學有許多生活藝能類課程，如烏克麗麗、二胡等，選修的學員大多是想怡情養性，即使沒有參加比賽、贏得冠軍也無妨，當作興趣調劑身心也不錯。如果依照惠施的想法，選修這類課程就沒有意義了。同樣地，人文科系的學生，如果因為讀人文賺不了錢、找不到工作，沒有在學術界或社會上成為頂尖人物，就完全捨棄人文，認為不需要去學習和創作，恐怕就本末倒置了。這真是一種難以理解的想法。

　　由上述討論也可以明白，為何台灣有時會被稱為「文化沙漠」的原因了。並不是因為台灣沒有錢，台灣人生活過得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要好。原因在於人們習慣以單一標準（如功利或吃喝玩樂）來看待事物，不合此標準的事物就被排斥乃至逐漸滅絕了。這不得不說是台灣文化的重大損失。

儒道推廣日記 (19)

　　讀過《論語》的人大多會同意，孔子是一個自由、獨立而悅樂的人，如同他的自述：「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」（《論語‧學而》）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」（《論語‧述而》）但孔子為什麼能夠做到：別人不了解、認同他，也不覺得生氣、受傷、難過、寂寞，能夠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（《論語‧憲問》），是一個令我非常好奇的問題。就我的猜想，也許是因為孔子能夠克服內心的欲望吧！這欲望不是有形的、物質的，而是無形的、心理的，也可說是人性的陰暗面，即希望「有人讚美我、欣賞我、支持我，甚至想法、感受、行為、個性都要和我一模一樣才好」。這欲望的範圍可大可小，大者如希特勒、史達林、毛澤東、金正恩等獨裁者，將全體國民的言論、行為標準化、齊一化，只准擁護政府，完全不容許異見的存在。小者如孟子說的：「人之患，在好為人師。」（《孟子‧離婁》）將別人不感興趣的訊息硬塞給對方，明明無關乎是非對錯，或是非對錯仍有討論的空間，仍要求別人的想法、風格要改成和自己一樣。上述種種行為都是這欲望的表現，若欲望無法滿足，自然就會感到生氣、受傷、難過、寂寞了！

　　既然這欲望會引發種種負面情緒，我們是否要完全去除它才好呢？恐怕又不是如此。欲望本身是中性的，無絕對的好壞，重點在「適可而止」。如吃東西是欲望，適量且均衡的飲食有助於維持健康，但吃得過多卻會傷身。心理上的欲望也是如此，有人支持我、認同我，想法、風格和我相同時，會覺得高興是一件很自然、很正常的事。如果一個人完全不在乎也不需要別人的認可，恐怕他表現自我、與人交流的動力會大為降低，成為離群索居之人。但我們要時常戒慎恐懼的是「欲望的過度膨脹」，變成自私自利、以自我為中心，亦即認為只有自己的想法、感受、行為、個性是唯一的真理，與自己不同的想法、感受、行為、個性都毫無價值、不屑一顧。這就會扭曲成一種傲慢自大、瞧不起別人的心態了。比較健康的心態應該是：有人認同、支持我固然很好，但沒有也無妨。甚至更進一步：雖然別人的想法、感受、行為、個性和我不一樣，但也有他們的理由，也是道理在某一方面的顯現，而有值得我欣賞、包容之處。若能這樣想就不至於太自大，也不會強求別人認同自己了。如孔子說的：「君子和而不同」、「君子泰而不驕」（《論語‧子路》）、「君子成人之美」（《論語‧顏淵》），或孟子說的「與人為善」等。（《孟子‧公孫丑上》）

　　為什麼說不同的個性、風格都是道理的顯現？因為每個人的想法、感受、行為都是有限的，沒有人可以宣稱「只有我喜歡的事才正確」。每個人都是世界的一小部分，只有充分發展個性，才能使世界完整而多采多姿。就此看來，每一種個性或風格都有它存在的價值。能夠肯定這一點，就表示人有一顆超越的心靈，可以接納、包容、欣賞、學習與自己不同的想法與風格。唯有如此，才不會對人的個性造成壓抑與傷害，人與人之間也才有和諧而平等的互動，相對來說也就不容易有寂寞感了。

《孟子》心得 (01) 梁惠王上篇

《孟子》心得 (01) 梁惠王上篇

作者：劉毅鳴

孟子1.1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：「叟！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王曰：『何以利吾國？』大夫曰：『何以利吾家？』士庶人曰：『何以利吾身？』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，弒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弒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為不多矣；茍為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」

心得1.1《孟子》一書開宗明義提出「義利之辨」，主張人的心態、價值觀要以義為優先。所謂義，就是要跳脫個人的想法和欲求，從社會整體的觀點來看問題。義與利不是互斥的，雖然行仁義並不是為了求私利，但行仁義自然會有好結果。反之，如果人人都從私欲、私利的立場來考量，反而對大家都不利。孟子在遊說梁惠王時，便是順著他「求利」的思考慣性，推論他的言論、主張無法獲得他想要的結果。如果君主心中想的是如何對自己最好，如好大喜功、窮兵黷武等；臣民自然也會「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」，思考如何抗拒君主的要求，為自己或家族謀求最大利益。在資源有限、欲望無窮的狀況下，君臣上下便會你爭我奪，導致國家因內耗而滅亡。反之，如果人人都能夠將心比心，為所愛的人著想；都能夠秉持敬業精神，盡力完成長官交代的工作；大家犧牲奉獻、團結合作，國家自然富強。關鍵還是在人心中的想法為何，是選擇短視近利還是自我克制。以義為主才能夠兼顧義與利。

孟子1.2孟子見梁惠王，王立於沼上，顧鴻鴈麋鹿，曰：「賢者亦樂此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賢者而後樂此，不賢者雖有此，不樂也。詩云：『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麀鹿攸伏。麀鹿濯濯，白鳥鶴鶴。王在靈沼，於牣魚躍。』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，而民歡樂之，謂其臺曰靈臺，謂其沼曰靈沼，樂其有麋鹿魚鱉；古之人與民偕樂，故能樂也。〈湯誓〉曰：『時日害喪，予及女偕亡！』民欲與之偕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！」

心得1.2本章的主旨是「與民同樂」。「樂」的關鍵不在物質而在人心，物質只是心靈的憑藉或通道。領導者應該真心關懷百姓（仁），負起治國的責任（義），才有真實的快樂；反之，即使有華麗的感官享受，也無法感到滿足。孟子拜訪梁惠王，惠王以為賢君一定是每天忙著工作，非常勞累，不像他可以到園林裡休憩，言下之意賢君似乎犧牲太多而不懂得享受生活。孟子卻認為賢君該玩樂的一樣也沒少，只是先做好該做的事。如周文王便懂得這個道理，先照顧好百姓的生活；故在文王興建亭臺、園囿、池沼時，百姓也自願來幫忙，上下相親相愛為一體。文王見到百姓安居樂業，遊玩時也就無後顧之憂。反之像夏桀，園林恐怕比文王還奢華，但因為自私地享樂而不顧百姓死活，良心必感到不安，時時擔憂可能會招致百姓反抗，無法真正放心遊玩。可見只要我們心存仁義，與他人同情共感，自然會有好結果，不必花心思在吃喝玩樂上。追逐感官享樂反而容易陷溺其中，迷失人生的價值方向。

孟子1.3梁惠王曰：「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！河內凶，則移其民於河東，移其粟於河內；河東凶亦然。察鄰國之政，無如寡人之用心者；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」孟子對曰：「王好戰，請以戰喻：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棄甲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後止，或五十步而後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則何如？」曰：「不可。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」曰：「王如知此，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。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；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鱉不可勝食也；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鱉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。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，塗有餓莩而不知發。人死，則曰：『非我也，歲也。』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，曰：『非我也，兵也。』王無罪歲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」

心得1.3本章可從「仁心」與「仁政」兩方面來討論，而以仁心為本。就仁心來說，梁惠王從功利的角度出發，將百姓當成富國強兵的工具，在意的是人民的數量多寡而非生活品質。且梁惠王滿足於既有的成就，認為自己努力救災，對百姓已經很照顧了，沒有從人民的觀點來思考。梁惠王又習慣將人民的苦難歸咎於天災，忘了自身的責任，如貴族的豬狗吃掉了百姓的糧食，卻不知檢點節制；路上有餓死的人，卻不知開倉賑濟災民。在孟子看來，梁惠王的心態與別國君主本質上相同，只不過稍微多做了一些事，是「五十步笑百步」罷了。因此梁惠王應該調整心態，重點不在自己付出和收穫了多少；能夠犧牲奉獻，以人民為主體，以愛民、養民為目的，才符合王道政治的理想。

推行王道除了仁心之外，還要有具體的措施「仁政」配合，孟子對此也有詳細而切實的論述。依照王船山的說法，愛民、養民之道有三，一是制恆產，二是裕民力，三是修荒政。領導者應該思考哪一項才是人民最需要的，設定施政的優先順序。「修荒政」即梁惠王說的輸送百姓及糧食等，這雖然也很要緊，但只是災害發生時的應變措施，平時就應該裕民力與制恆產，建立完善的社會安全制度，才能正本清源，徹底解決問題。其中又以「裕民力」為當務之急，以安頓百姓的基本生存為優先，肚子填飽了，才有餘力過人文生活。養活百姓雖然需要利用自然資源，如種田、捕魚、伐木等，但孟子認為應從永續發展的角度來看，開發要順應天時、有所節制，不宜短視近利、殺雞取卵，導致環境的破壞與資源的枯竭，這也符合現今的環保觀念。進一步要「制恆產」，包括讓百姓飽食煖衣、安居樂業；閒暇時接受教育，懂得敬老尊賢等。雖然努力工作、奉養父母主要是百姓的事，但如果各級官員奢侈浪費、貪污腐敗，缺乏完善的政策和配套措施，就無法保障百姓的生存。能夠及早規劃，將天災人禍的損失降到最低，便是領導者的責任。

以上從「仁心」與「仁政」兩方面來說明王道政治的理想，若能切實推行，百姓一定會感念政府的恩澤，社會充滿安定、祥和的氣氛，四方之民也會主動歸順，國家自然富強，又何必計較眼前的人民有多少呢？但要推行王道，關鍵還是在於領導者有無一顆關懷百姓的善心，及自我反省的能力，接下來的種種具體措施才能順理成章，發揮應有的效能。

孟子1.4梁惠王曰：「寡人願安承教。」孟子對曰：「殺人以梃與刃，有以異乎？」曰：「無以異也。」「以刃與政，有以異乎？」曰：「無以異也。」曰：「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莩；此率獸而食人也！獸相食，且人惡之；為民父母行政，不免於率獸而食人，惡在其為民父母也？仲尼曰：『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！』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？」

心得1.4執政者的職責是為百姓謀福利，其中又以「保障人民生存」為第一要務。用刀或木棍殺人，雖然工具不同，但結果則一。同樣地，執政者推行錯誤的政策造成百姓傷亡，即所謂「政策殺人」，雖然並未直接殺人，但結果則一，故也要承擔殺人的罪名。如梁惠王便是只求個人生活的奢華享受，王室的廚房和馬廄將食物拿來養肥動物，百姓卻在路上餓死。可見梁惠王的自私不仁，對動物的重視居然超過人。最早發明用人偶殉葬的人，恐怕會絕子絕孫（或子孫不敢相認）；便是因為人偶太逼真，令人不忍心去看。人偶都如此，更何況犧牲活人來滿足君王的欲望呢？孟子將君民之間的關係比喻為父母與兒女，兒女固然要孝敬父母，但父母更有責任照顧、養育兒女。良善的政治固然要保障個人權益，但更根本的是回歸人性關懷，如同一家人相親相愛，國家、社會才能和諧發展乃至壯大。

孟子1.5梁惠王曰：「晉國，天下莫強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東敗於齊，長子死焉；西喪地於秦七百里；南辱於楚。寡人恥之，願比死者一洒之，如之何則可？」孟子對曰：「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罰，薄稅歛，深耕易耨；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；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。彼奪其民時，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；父母凍餓，兄弟妻子離散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誰與王敵？故曰：『仁者無敵。』王請勿疑。」

心得1.5晉國是魏國的前身。魏國接連被齊、秦、楚三國擊敗，梁惠王內心充滿憤怒、恐懼、懷疑，雖然想復仇雪恥，但又擔憂國力不足。孟子認為勝利的關鍵不在力量強弱（如領土、武器等），而在領導者有正確的價值觀念。有仁心而後有仁政，仁心即愛民之心，真心關懷、照顧百姓，天下人民自然心悅誠服，願意歸向你、幫助你，如此就沒有任何人能夠與你為敵。像秦楚兩國那樣，為了戰爭而荒廢耕作，以嚴刑峻法逼迫百姓服從、搜刮錢財，只會導致眾叛親離。仁政的具體內容包括生命、財產與教育，前兩者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，百姓安全了，就有閒暇去學習做人的道理，對內發揚人的善性，對外也使家庭乃至全體人民相親相愛、團結合作為一體。不僅有物質力量（養民），更有精神力量（教民），就可以集中力量與強敵抗衡。所以梁惠王也不必因為眼前的強弱懸殊而憂疑恐懼、患得患失。順民者昌，失民者亡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，施行仁政一定能夠爭取到民心而取得天下，不需在意一時的勝敗。

孟子1.6孟子見梁襄王。出語人曰：「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卒然問曰：『天下惡乎定？』吾對曰：『定於一。』『孰能一之？』對曰：『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』『孰能與之？』對曰：『天下莫不與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間旱，則苗槁矣。天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，則苗浡然興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禦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殺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殺人者，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。誠如是也，民歸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誰能禦之？』」

心得1.6孟子看待政治問題是從大處、根源處、長遠處著眼，而非一時的得失。君主應該以身作則，言行舉止莊重嚴肅，有充分的自制力而令人敬畏。梁襄王性格浮躁，欠缺身為一國之君的威嚴，向賢者請教時未經深思熟慮，就隨口提出「天下歸於何處」的大問題。但孟子還是耐心解惑，主張「不嗜殺人」是政治的根本道理，這道理建立在人性的真實上。莫說仁人君子在見到生命毀滅時會於心不忍、良心不安，即使是未受道德教化的市井小民，也自然會保護自己的生命和財產，求子孫之綿延。「不殺人」乃是人間最基本的道理，政治如果想和人性對抗，長遠來說一定會失敗。可惜各國君主都看不見這根本道理，只看得見眼前的利益。為了滿足個人的虛榮心，以嚴刑峻法為手段，以百姓的生命財產為代價，不惜一切發動侵略戰爭。現在是因為各國君主都一樣糟糕，百姓只好服從；一旦有愛護百姓的仁君出現，百姓便會爭相歸附，如同天降甘霖，禾苗一片欣欣向榮；又如水往低處流是大勢所趨，任何人都無法阻擋。具備這種先見之明，才是有智慧的領導者。

孟子1.7.1齊宣王問曰：「齊桓、晉文之事，可得聞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仲尼之徒，無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，臣未之聞也。無以，則王乎？」曰：「德何如，則可以王矣？」曰：「保民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」曰：「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」曰：「可。」曰：「何由知吾可也？」

心得1.7.1本章篇幅較長，故暫分為五段。依照王船山的詮釋，本章的重點在於道德與事功是同時成立的，而以道德為主。道德起於仁心，以道德為根據的事功即仁術，仁心與仁術也同時成立，雖然仁術從仁心發出，但不能只講仁心而不講仁術，仁術的意涵才是孟子在本章要論證的。

齊宣王希望成為像齊桓公、晉文公一樣的君主。儒家提倡王道，齊桓、晉文屬於霸道。王道與霸道的區別在於動機與目的，王道是基於愛民之心，希望天下百姓安居樂業；霸道是基於功利之心，追求富國強兵，樹立本國的威勢，令各國俯首聽命，未必會考慮百姓的生存。雖然齊桓、晉文的境界較戰國君主（如齊宣王）為高，周天子仍受尊重，有時還能以外交手段來維繫和平，不像戰國時代完全訴諸武力，但齊桓、晉文仍然是以建立霸權為主，注重事功而非道德。所以孟子一開始就劃清界線，不談霸道而談王道，堅守儒家立場。也只有以王道爭取民心，才能成就平天下這最大的事功，即使是當時的霸權如秦、楚等也無法抵擋，所以孟子說：「保民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」。

齊宣王聽了孟子的主張仍有疑慮，不僅懷疑自己的德行不夠，更懷疑只靠愛民、保民是否足以王天下？齊宣王的想法如同一般人，認為注重道德、無私奉獻就是對自己不利，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，即使不被對手吃掉，也只能自保，開展不出宏大的事業。將「道德」與「事功」視為二元對立的兩面，彼此不能共存。孟子不僅要證明仁心原本就存在齊宣王身上，他有愛民、保民的能力；更要證明仁心發為仁術及仁政，一定有具體的措施及效用。如此才能將「道德」與「事功」這兩面統合起來。

孟子1.7.2曰：「臣聞之胡齕曰：『王坐於堂上，有牽牛而過堂下者。王見之，曰：「牛何之？」對曰：「將以釁鐘。」王曰：「舍之！吾不忍其觳觫，若無罪而就死地。」對曰：「然則廢釁鐘與？」曰：「何可廢也？以羊易之。」』不識有諸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為愛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」王曰：「然！誠有百姓者，齊國雖褊小，吾何愛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無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」曰：「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惡知之？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，則牛羊何擇焉？」王笑曰：「是誠何心哉！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。」曰：「無傷也，是乃仁術也。見牛未見羊也。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；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遠庖廚也。」王說曰：「詩云：『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』夫子之謂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；夫子言之，於我心有戚戚焉！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，何也？」

心得1.7.2孟子在此舉了一個生活中的例子：齊宣王在堂上見到一頭牛即將被殺，用來釁鐘（以牲口的鮮血塗在鐘上，祭祀神明）。他見到牛害怕顫抖的樣子很不忍心，故命人用另一頭羊來祭祀。孟子認為這就是齊宣王仁心的當機呈現，有此心就足以王天下。但齊宣王對仁心的本質還不是很了解，所以孟子又舉出百姓的看法來進一步釐清。百姓感受不到齊宣王的仁心，認為他只是因為吝嗇，才將牛換成羊。這還是從功利角度著眼，仁心則是超越功利的，並不會去計較大小多少。

孟子又進一步追問：如果從仁心著眼，牛與羊同樣是一條生命，為什麼選擇殺羊而不殺牛？此處點出仁心的本質：雖然抽象、普遍的規則（如不殺生）很重要，但儒家的仁心不是指遵守這些規則，而是具體、實存情境下的感受。齊宣王見到牛在發抖的那一刻，當下生起的惻隱、同情之心，才是最可貴的。羊則因為沒有親眼見到，感受不那麼痛切。如果換個情境，齊宣王見到的是羊而不是牛，一定也會選擇犧牲牛來保全羊。當然我們可以說：「如果不殺任何動物，豈不是兩全其美？」但這樣一來，又會廢棄祭祀神明的禮儀。由此可知，道德選擇或「仁術」乃是在具體的情境下，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所做出的判斷。殺牛、殺羊或廢禮三者一定要擇其一，但選擇不是盲目摸索或算計功利，還是要依據「仁心」來選擇才合理。殺羊是折衷後的選擇，既保全仁心又不至於廢禮。「君子遠庖廚」道理也相同，君子指在上位者，見到殺生難免不忍心，但逢年過節、宴請賓客時又難免食肉，故只好遠離廚房，以免觸景傷情、食不下嚥。如果只講仁心，便忽略了在具體情境下如何做選擇、判斷的問題，流於空想而無法落實；如果只講仁術，便失去了做選擇、判斷的合理依據。故仁心與仁術要同時成立。經由孟子的指點，齊宣王也慢慢了解仁心與仁術的意義，並請教如何將之應用在王天下的事業上。

孟子1.7.3曰：「有復於王者曰：『吾力足以舉百鈞，而不足以舉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見輿薪。』則王許之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「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然則一羽之不舉，為不用力焉；輿薪之不見，為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見保，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」曰：「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，何以異？」曰：「挾太山以超北海，語人曰『我不能』，是誠不能也；為長者折枝，語人曰『我不能』，是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類也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；天下可運於掌。詩云：『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』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。故推恩，足以保四海；不推恩，無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，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權，然後知輕重；度，然後知長短。物皆然，心為甚；王請度之！」

心得1.7.3齊宣王之所以對仁政有疑慮，是因為戰國時代各國君主皆致力於富國強兵，競爭激烈。齊宣王（甚至齊國百姓）可能對儒家有誤解，認為儒家只講求道德修養，無辦事的能力，即使有愛民、保民之心，外國軍隊一來也難以抵擋。所以齊宣王才提出「不為」與「不能」的問題，他不是故意叫百姓送死（不為），而是現實上不允許善待百姓（不能）。孟子要說服齊宣王，就必須證明施行仁政不僅不會導致亡國，反而可以達成齊宣王追求的「統一天下」目標。愛民、保民之心必然要發為仁政，仁政必然有平治天下的效果。

要證明這一點，可從心性本體與歷史經驗入手。就心性本體看，孟子說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。」所有人乃至天地萬物本質上都是相互關連而為一體，別人的痛苦自己也能夠感同身受，只要向內探求、找回本心，便可據此做為立身處世的最高準則。就歷史經驗看，能夠統一天下的君主如商湯、周武王，也都是有德者。所以孟子說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」「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，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為而已矣。」便是要齊王效法湯、武，將仁心擴充至全天下。

「推」分為縱貫的推與橫向的推，兩者應該兼備。「縱貫的推」首先要確立心性本體為最高價值；其次要自覺到本心的存在，並且努力去把握、維持；最後要從本心出發，努力尋找在變化萬千的情境下，哪一種做法才能恰當地將價值實現出來，也就是上一段說的仁術。上一段齊宣王以羊易牛，既保全不忍之心，又不廢釁鐘之禮，仁心與仁術兼備，已能做到「縱貫的推」，只是沒有將這個道理運用在治國上罷了。齊宣王不是能力不夠，只是心懷疑慮，沒有用心盡力去做，所以孟子說：「一羽之不舉，為不用力焉；輿薪之不見，為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見保，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」孟子要齊宣王將「縱貫的推」運用在治國上，如此就可以像湯、武那樣，平天下易如反掌折枝了。

「橫向的推」則是由近及遠，由易及難；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孟子說：「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。」便是「橫向的推」有錯誤，應先關懷百姓再關懷牛羊，為何齊宣王上一段同情無罪被殺的牛，卻對百姓沒有憐憫之心呢？此處孟子的邏輯不太通，將兩種「推」混在一起說，容易令人迷糊。「為不為」是有沒有用心的問題（縱貫的），「禽獸與百姓的比較」則是在用心之後如何安排先後順序的問題（橫向的），宜加以區分，但大致上還是可以了解孟子的意思。

為什麼仁政必然能夠治國平天下？因為以金錢、權力、暴力去收買、壓迫別人，都只有一時的效果。只有真心關懷才能令百姓心悅誠服，讓愈來愈多人聚集在你身邊，才是可大可久之道。至於仁政有哪些具體措施，就等後文再說明了。

孟子1.7.4「抑王興甲兵，危士臣，構怨於諸侯，然後快於心與？」王曰：「否。吾何快於是？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」曰：「王之所大欲，可得聞與？」王笑而不言。曰：「為肥甘不足於口與？輕煖不足於體與？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？聲音不足聽於耳與？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？王之諸臣，皆足以供之；而王豈為是哉？」曰：「否。吾不為是也。」曰：「然則王之所大欲，可知已。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國，而撫四夷也。以若所為，求若所欲，猶緣木而求魚也。」王曰：「若是其甚與？」曰：「殆有甚焉！緣木求魚，雖不得魚，無後災。以若所為，求若所欲，盡心力而為之，後必有災。」曰：「可得聞與？」曰：「鄒人與楚人戰，則王以為孰勝？」曰：「楚人勝。」曰：「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，寡固不可以敵眾，弱固不可以敵彊。海內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齊集有其一；以一服八，何以異於鄒敵楚哉？蓋亦反其本矣。今王發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；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，皆欲赴愬於王。其若是，孰能禦之！」

心得1.7.4孟子多方試探，試圖確定齊宣王心中真正的想法。首先孟子問齊宣王是不是以發動戰爭、犧牲無辜百姓、激怒各國為樂？恐怕只有最殘忍、最愚昧的君主會這樣想，所以齊宣王立刻澄清，說自己不喜歡殺人，殺人是不得已的，只是達成目標必須採取的手段罷了！可見齊宣王既有惻隱之心，又有雄心壯志，只是找不到恰當的方法。

齊宣王說自己有「大欲」，大欲是相對於小欲而言。小欲指耳目口體等感官享受，乃至個人的榮華富貴。有些政治人物最在意的是「小欲」，只要自己及家人生活安適、坐領高薪、有人伺候即可，對國家發展與人民幸福漠不關心。這雖然比起喜歡殺人的暴君來得好，不致立即危害到人民，但仍然是一種自私的心態。齊宣王顯然不屬於這類人物，他身為大國君主，該有的享受都有了，這些對他來說只是小事。他發動戰爭的真正目的是「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國，撫四夷」，亦即逐鹿天下、問鼎中原，在歷史上建立不朽的功業。

孟子不否定齊王的野心，領導者有遠大的志向也是好事，只是指出以發動戰爭、打倒敵人的方法來統一天下，就像爬到樹上抓魚（緣木求魚）一樣，是永不可能達成的。不僅達不到目標，還會招來禍患。因為齊國的兵力、物資只佔天下十分之一，各國的兵力、物資佔十分之九，齊國以一敵九，大小、強弱懸殊，齊國必定會被擊敗，甚至反過來被別國入侵而亡國。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德國與日本以舉國之力發動戰爭，仍然不敵美國、蘇聯等世界各國組成的同盟一樣。欲望的背後常藏有危險。並不是說武力、謀略、欲望、野心等物質面不重要，而是物質本身有其限制，須服從「弱肉強食」的規律。

要打破這規律必須回到心靈面，回到「人」的本身來看。人並不受一定的局勢所限，而可以主動扭轉、創造局勢。政治原是連結人心的藝術，若能「發政施仁」，政治領袖以仁心推為仁政，為百姓謀福利，實際改善人民的生活，必定能夠爭取到民心。當民心歸向你，人民都願意接受你的領導，主動前來投靠你、幫助你、向你訴苦（赴愬），形成新的局勢時，即使對方武力再強也會被瓦解，不必殺傷太多人命就能夠統一天下。政治以人民為本，人民以心為本，「反其本」一定有通行無阻的政策，發為堅不可摧的力量。齊宣王只知道要發動戰爭、征服敵人，孟子卻指出了另一條路，既能夠保存齊王的仁心，又不違背他原本的目標。

孟子1.7.5王曰：「吾惛，不能進於是矣。願夫子輔吾志，明以教我，我雖不敏，請嘗試之。」曰：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為能。若民，則無恆產，因無恆心；苟無恆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為已。及陷於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為也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；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。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輕。今也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；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治禮義哉？王欲行之，則盍反其本矣。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心得1.7.5孟子兼顧仁心與仁術、保民與大欲的說法，終於感動了齊宣王，虛心向孟子請教。雖然齊王認同孟子的理念，但一來齊國的臣民未必有孟子的智慧，二來空有理念、善心卻欠缺具體做法也沒用，故必須請孟子詳細指點「仁政」的基本規模和做法為何？

「恆心」即保持高度的心靈自覺，即使沒有穩定的財產與收入，仍然堅持不懈地進行道德實踐，這只有少數經常從事自我修養的士人才能做到。如孔子說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（《論語‧里仁》）至於大多數普通人，雖然不能說他們沒有心靈自覺，但要開發出來比較困難，故必須先營造一個良善的環境，保障基本生存，才能使他們向善，這就是政治領袖的責任。如果領導者貪污腐敗，只想著如何從百姓身上撈錢，讓百姓陷入貧困；百姓連生存下去都很困難，一定會起身反抗，做出違反禮義的事。政府愈想以法網箝制百姓，百姓對政府愈不滿，上下激烈鬥爭，國家就危險了。

所以仁人、明君應當有「為民制產」的遠見，不宜殺雞取卵。「為民制產」即是政府對民生經濟有全面、長期而合理的規劃，雖不必像西方的福利國家，由搖籃到墳墓都由政府負責，但最起碼要讓每戶人家吃得飽、穿得暖、有房可住。經濟富裕時有閒暇接受教育、從事文化創造；經濟不景氣、遭遇天災人禍時，也能夠免於飢餓與死亡。政府先讓人民生活寬裕，再要求人民修養道德、遵守法律，才順理成章而容易達成。

「盍」是何不，「反其本」有兩義：一是理論次序，仁心為本，仁政為末，由仁心開出仁政。二是實踐次序，養民為先，教民為後，先有恆產才有恆心。保民又以養老為先，政府注重財富的公平分配，每戶人家皆有五畝之宅、百畝之田，足以事奉父母、養育兒女，不需擔憂生計問題，再提倡孝道觀念，家家戶戶便能和樂融融，自動自發向善。上述政策都是從領導者關懷百姓的仁心、善心、不忍人之心發出的，能如此則百姓也會感受到領導者的誠意，發自內心支持政府，上下團結一體，採取和平發展的方式，一定可以實現「王天下」的目標。

儒道推廣日記 (18)

　　這十多年來由於台灣經濟衰退，各行各業的發展陷入停滯，即使努力也看不見成果，許多人因此覺得未來失去希望，喪失了奮鬥的動力。社會上也出現「尼特族」或「啃老族」這一特殊族群，意指不升學、不就業、不進修或不參加就業輔導，終日無所事事的人。雖然我對這群人的了解不深，但我猜想其中有些人或許是抱持著及時行樂的想法，認為既然有父母資助而衣食無憂，不妨讓自己開心點、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所以每天過著在家上網、打電玩，或與朋友一同出門吃喝玩樂的生活。與上述「以享樂為主」的人生觀相對的是「愛拚才會贏」，認為人生的目的就是把別人比下去，在社會上佔有一席之地。所以會用各種方式爭取資源，如交際應酬、拉幫結派、塑造形象、追逐流行，甚至關說賄賂、利益交換等合法或非法的管道，以便及早卡位，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，贏得名聲、財富而令人羨慕。這可稱之為「以成功為主」的人生觀。

　　雖然「以成功為主」是積極外向的，「以享樂為主」是消極內向的，但兩者都有私心，各偏於一端而不合乎中道。「以成功為主」著眼於現實成果，其私心固不待言。「以享樂為主」雖然比較不會影響到別人，但無論是吃喝玩樂等物質面的感官享受，還是讀書求知、藝文欣賞等精神層面的滿足，都是在吸收一些東西，卻不一定能創造出對人我有益的成果。

　　儒家的人生觀、價值觀異於前兩者，可說是「以服務為主」的人生觀，如同孔子說的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」（《論語‧雍也》）除了儒家，各大宗教也都有類似想法，如佛菩薩慈悲為懷、救苦救難，基督教也強調要愛你的鄰人等。所謂的「服務」就是行善，積極幫助別人，對社會有所貢獻，而非追求個人的安適或成就。行善又可分為兩類，一類是物質的，即從事慈善、公益事業，在台灣非常發達。一類是心靈的，即藉由教書和寫作，將古人的智慧傳達出來，啟發現代人的思考與實踐，也可以賺取微薄的酬勞來養活自己。雖然這是一件辛苦的事，但以「心靈的行善」來說，不僅在研習經典的過程中，可以感受到生命成長的喜悅；由於經典的智慧根源於人性，在闡揚義理的過程中，也必定會吸引到能產生深刻共鳴的好友，大家相互切磋，和樂融融。如同孔子說的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」（《論語‧學而》）即使再辛苦，心靈上也能夠獲得安慰與滿足了！

　　我的想法或我所理解的儒家如上所示，但社會上有形形色色的人，不一定每個人的想法都和我一樣。雖然有人可能不認同我，但我也幾乎從不到他們的頁面去「傳教」或試圖改變他們。如果有人因為不認同我的想法或風格而主動前來我的頁面留言，我常常也只按個讚而不再反駁。我當然可以強迫對方接受我的看法，甚至破口大罵，但這樣做除了造成兩敗俱傷外，又有什麼意義呢？對容易引爆戰火的議題閉口不談，以保持對彼此的尊重與善意，才是有智慧的做法。如同孔子說的：「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」（《論語‧學而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