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論語》中的「君子」(17)

　　子華使於齊，冉子為其母請粟。子曰：「與之釜。」請益。曰：「與之庾。」冉子與之粟五秉。子曰：「赤之適齊也，乘肥馬，衣輕裘。吾聞之也，君子周急不繼富。」原思為之宰，與之粟九百，辭。子曰：「毋！以與爾鄰里鄉黨乎！」（《論語‧雍也》）

　　公西赤（字子華）出使齊國，冉求請孔子給子華的母親一些俸祿（古代俸祿以穀類計算）做為補貼，孔子說：「給她六斗四升。」冉求請孔子多給一些，孔子說：「給她十六斗。」結果冉求給她八十斛。孔子知道後，說：「子華前往齊國，乘坐肥壯的馬，身穿輕暖高貴的皮裘。我聽古人說過：『君子只救濟那些危急困頓的人，不對富有的人錦上添花。』」原憲（字子思）擔任邑宰，孔子給他俸祿九百，原憲推辭不敢接受。孔子說：「請不要推辭。如果有多餘的俸祿，可以用來幫助當地的窮人。」

　　本章可看出孔子對金錢的態度，著眼點不在金錢的多少，而是金錢的用途為何。該用則用，只要用途正當，即使多給也不必吝惜；不該用則不用，如果用途不正當，即使少給也應該批評。該不該給或該給多少，皆以道義為標準，金錢才能夠發揮正面的功效。子華出使齊國是公務，按照規定，政府本來就會給予子華俸祿，但子華的母親和公事無關，補貼她並不合乎體制。除非有特殊狀況，使者非常窮困，出使會影響家中生計，法理不外人情，才需要額外給予安家費。但從子華的食衣住行來看，他家非常富有，奉養母親不成問題。冉求也許是想利用子華出使的機會，特別照顧一下這位老同學，做個人情無妨；但既然是公款就不該亂給，所以對冉求的請求，孔子都回答得很保守，便是暗示冉求「富上加富」是不必要的。

　　原思則是另一種情況，俸祿九百是政府規定的，即使原思覺得太多，也不應該推辭。之所以會給予這麼多俸祿，背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因為這些俸祿並不是只贈送給原思個人或原思的家人，在給予的同時，也規定接受後的義務：支應必要的生活開銷後，如果還有剩餘的俸祿，必須拿出來救濟窮人。既然有正當的用途，即使金額龐大，原思也不必推辭。可見孔子對不同的狀況，皆能做出合宜的權衡、判斷，讓金錢成為行道的利器，而非一味貪求或排斥金錢。